從福建泉州到台北盆地
1953年5月我出生在台北市大稻埕，生肖屬蛇，為高戊昇先生和高莊秀枝女士的么兒，上有四個哥哥。襁褓時候，我就過繼給五叔高世暉先生和五嬸高陳愛雪女士為長男，後來也順利「招弟」，下有三個弟弟。
我何其幸運，自幼獲得兩對父母親的關愛與養育，既是老么又是老大，來來往往和七個兄弟在嬉鬧玩笑中成長，我們都是高家渡海來台的第七代子孫。
根據高家族譜及文史工作者的考證，我們的先人在清朝乾隆中期，大約1760年左右，從福建泉州府安溪縣鶴浦村移民謀生，在八里坌登岸，渡河到淡水。最初與大約同時來台的泉州同鄉張姓、林姓族人在大屯山下的坪頂、竹圍、關渡、北投一帶開墾。三姓彼此扶持，守望相助，也供奉原鄉泉州「集應廟」的「保儀尊王」，俗稱「尪公」，祈求保佑平安，成為共同的信仰神明。
三氏嗣分別在台北盆地移墾，高家主要往南到今天的文山、新店地區發展，在景美、木柵、深坑、石碇一帶形成最大聚落，也陸續建造「集應廟」，主祀「保儀尊王」，定期舉行祭典，香火鼎盛。今天景美捷運站旁邊的「集應廟」歷史最早、規模最大，已列入國家三級古蹟。北投稻香路的一座，小巧精緻，彩繪傳神，遺留了先人最早落腳的足跡，尤具歷史意義。
泉州高氏族人兩百六十多年來開枝散葉，分別在台北不同地方營生。我們一家在曾祖父一代開始在靠近淡水河的大稻埕定居，在古稱「怡和巷」，今天的安西街16號，自蓋狹長的磚牆紅瓦，木造結構二層樓房。大多時候三代同堂的一棟擁擠古宅，直到1964年才出售易主。
我們世居大稻埕，但台北高家的大宗祖祠座落於艋舺龍山寺附近。祖祠前身為「學海書院」，是台北碩果僅存的一座書院，為市定古蹟，清朝道光17年（1837年）創建，在二十世紀初葉日治時代由高氏族人集資買下作為家廟至今。記得我幼年時候跟隨長輩參加宗祠祭祀大典，當時的台北市市長高玉樹以族長頭人身分蒞臨，場面熱鬧風光，不在話下。
從大稻埕到豬屠口
我的祖父高波先生生於1889年，早年曾受私塾漢學和日治初期的公學校教育，其後一直在迪化街靠近城隍廟的一家商社任職，從事台灣和中國大陸之間的貿易匯兌生意。但祖父一生作為受薪階級，從未開業當老闆而致富，可是在當時的客觀條件下，仍然和也是出身大稻埕的祖母辛苦養育十一個兒女。除了我的大伯父在十五歲因病夭逝外，其餘五男五女都順利成人，且分別接受初級和中級教育，在當年實屬不易。
祖父一輩以來，高家雖然不是書香門第，在大稻埕也算是中產小康。祖父的人格清高，備受敬重，街坊鄰居尊稱「清波伯」，允為閭里士紳。
我的生父高戊昇先生在六男中排行老三，1937年從以台灣子弟為多的州立台北第二中學（現在的成功高中）畢業後，一度在同班同學林挺生（註：中山北路三段大同公司老董事長，前台北市議會議長）的家族企業上班。二次大戰結束後則追隨現在仁愛路福華飯店創辦人廖欽福董事長，參與營造工程，累積生意經驗，準備擇時自行創業當老闆。
無奈在國民黨政府播遷來台初期的1950、60年代，台灣內外環境交迫，「二二八事件」導火線所在的「天馬茶室」就在老家兩條街外，陰影籠罩全島。白色恐怖氣氛接著開始瀰漫，加上韓戰方酣，台海風雲日亟，政治、經濟、社會一片困頓不安，戊 壹昇先生雖然勉力隻手創業，但生意長期不見起色，幾無任何收入。生母秀枝女士則靠著洋裁手藝，上班貼補家用。夫妻二人除了在老宅陪侍、奉養我的祖父祖母，竭盡孝道之外，還要餵養連續出生的五個兒子，經濟負擔與身心壓力可知。
戊昇先生在1959年成立柏油鋪道公司，承包小型民間工程，直到1970年代生意開始好轉，穩定經營，至1983年退休。
排行第五的我在1953年5月誕生後幾個星期，生父生母雖然不捨，但基於手足之情與經濟因素，還是把出世未久的么兒，送給結婚三年仍膝下猶虛的五叔高世暉先生與五嬸高陳愛雪女士撫養。我的童年就住在台灣大學附近公館蟾蜍山的台灣省農業試驗所宿舍，小小後院又養狗、養鵝、養雞和幾隻兔子，也喝了幾年試驗所生產的新鮮羊奶。
到了快進入小學就讀，我和陸續招來的三個弟弟才搬往台北市北區重慶北路三段蘭州街、昌吉街交口的「台北市家畜屠宰場」圍牆外一批新蓋二層水泥樓房，即一般通稱的「豬屠口」。
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到大學二年級，除了禮拜天和公休日外，每天凌晨四、五點鐘我們就被屠宰場傳來豬、牛淒厲的哀鳴聲，鼎沸的嘈雜聲，刺耳的吆喝聲吵醒，而空氣中已飄著濃厚的腥臭味。
所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將近二十年住在「豬屠口」的日常晨昏，竟是我的童年、少年到青年階段，最主要的生活軌跡。
「豬屠口」除低矮的柑仔店、茶室、武俠小說、四郎真平租書店、人力三輪車招呼站、飲食攤和小市民的住宅外，不乏從台灣中南部北上謀生的外來人口。他們的「海口腔」特別明顯，男人在巷口或小吃攤聚集講話的嗓門很大，隨時夾雜著問候別人女性長輩的語助詞或形容詞，直白而露骨，我們小孩子聽到，偶爾也跟著琅琅上口，當然回家時也常常挨罵。
「豬屠口」因為濃厚庶民背景和特殊行業，周邊宮廟密度之高恐怕是台北之最，地下賭場和幫派兄弟共生，我們小孩子放學時突然看到街頭械鬥，有人手持刀棍叫喊追打，有人則抱頭倉惶躲入巷尾逃竄，也不是陌生的場面。
1972年台北市全面改成電動屠宰，「豬屠口」改建成為國民住宅和行政中心，六○、七○年代舊社區的景觀已屬於城市褪色記憶的一部分。
從北投到北投
1973年我剛滿二十歲，台灣大學二年級時候，我們舉家遷往北投火車站西側，沿關渡平原新開闢的大業路上一棟四層樓公寓。火車北淡線成為隨後幾年我往返羅斯福路三段台大校總區、徐州路法學院及木柵政大研究所主要的移動路徑，而冥冥之中，北投也成為我一生的地緣歸宿。因為數度派駐國外，定期調返台灣，我們夫妻一度租屋就在北投石牌，其後也兩度住進外交部在復興崗的職員宿舍。由於地利之便，我們可就近探視住在北投捷運站附近的高齡二老，週末假日也盡情漫遊溫泉鄉景色，小確幸的泡湯，喫喫特色料理，足跡踏遍了大屯山麓的小徑與步道。每次走過稻香路上的「集應廟」駐足瞻仰，總是充滿感動與思古之幽情。
2020年外交生涯做好做滿四十年後回台，我和內人毫不猶豫地選擇熟悉不過的北投安頓退休。遙想二百六十多年前高家先人冒險渡海來台，在滿佈荊棘、草莽未開、瘴癘肆虐的北投落腳開墾，奉祀「保儀尊王」、祈求「尪公」的保佑。追本溯源，二個半世紀後，這個第七代子孫就在「集應廟」轉角不遠處定居回歸，時空與血脈的巧妙連結，何其神奇！
＊作者為外交部北美司前司長、國際經濟合作司前司長，於1979年台美斷交的飄搖慘淡時刻加入公職，也是第一位通過國家高考、特考，從基層科員、駐美三等秘書起步，循序漸進，最後在特任駐美代表退休的專業外交官。本文摘自作者新著《從三等秘書到駐美代表：一個台灣外交官的雜憶》（允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