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的春天，對於投資於中國的國際資本而言，喜憂參半。
喜的地方在於，中國經歷了去年底突然全面放開疫情管控，然後重開國門，2月份的春節開始報復性的消費，再到「五一」長假的2.7億人次出遊，中國市場強勁的需求，相比於高利率下低迷的國際需求，使各國資本都不由得心動。
憂的地方在於，中國對待外資的態度似乎表裡不一。在官方層面，從博鰲論壇到全國「兩會」，官方都不忘大力宣揚降低門檻，吸引外資。但實際上，德勤、美光、貝恩、明茨，以及日本的安斯泰來製藥等知名外企今年以來密集受到中國政府打壓，美國商會也報告稱，在華美企日益擔心地緣政治爭端對在華業務的負面影響。
在中國這樣的討論也不絕於耳，比如在中國最成功的外企之一蘋果公司，在印度的產能規模翻倍，並在孟買開設全國第一家蘋果店，再加上印度人口此時超越中國，有聲音擔憂，外資是否分散佈局，從中國部分撤離？更重要的是，在當前經濟和政治環境中，外資將在中國經濟版圖中扮演什麼角色？
外資增減之謎
僅從數據層面，國際資本在中國投資的狀況，似乎有矛盾之處。
中國商務部的數據，描繪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2022年中國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FDI）金額達到1891億美元，再創歷史新高，同比增速8%，僅次於2012年，高於有統計以來的其他年份。
同樣是官方數據，來自中國外匯管理局則描繪另一番景象——2022年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為1903億美元，顯著低於2021年的3340億美元以及2020年的2531億美元。按此數據，去年外商對華直接投資，降幅達到43%。
誠然，兩個機構的統計口徑不同，但中國外匯管理局按照國際收支統計與國際通行口徑更接近。比如，在統計直接投資帶來的負債時，包含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未分配利潤、已分配未匯出利潤等項目。
此外，外企似乎在中國利潤堪憂。中國統計局數據顯示，1-2月份大陸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8872.1億元，同比大幅下降22.9%。其中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資企業降幅35.7%，下降幅度最大。
中國美國商會（AmCham China）主席華剛林向中國媒體表示，中小美資企業的全球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弱，因此疫情中其中不少已經關閉中國業務；再加上近年嚴格封控下，無法進入中國實地考察，新進入中國或擴大生產投資的決策都更為困難，少有新企業進入中國。
「外資和外企在中國投資和利潤都在下滑，已持續一段時間，使它們持續離開中國。當然有人離開，也有人來，比如馬斯克的特斯拉，大規模投資中國市場。這代表西方企業家對於中國市場的理解差異非常大。」安邦智庫創始人陳功向BBC中文表示，不過，外資和外企依然是中國生產活動的重要觀察窗口，其持續離去表明，中國經濟雖然有所復蘇，但中國的生產活動及前景並不令人樂觀。除非中國經濟出現結構性改變，如更多轉向消費，否則增長是不可持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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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聲音與現實的矛盾
研究機構榮鼎諮詢（Rhodium）近日發佈的報告稱，作為中國重要貿易伙伴的歐盟在華投資已連降三年，從2018年的104.2億美元，降至2021年的63億美元。前九名的歐盟國家加上英國的大型企業對華投資額佔其對華投資總額的70%—88%，其中又以德國的四家大企業大眾（福斯）、寶馬（BMW）、戴姆勒，以及化工巨頭巴斯夫為重中之重，佔歐盟對華投資總額超過三成。
疫情之後，大眾、寶馬、戴姆勒、巴斯夫這類大型企業似乎代表著外資在中國的不同困境和選擇。
最難的可能是大眾。大眾是最早進入中國的外資汽車企業之一，在上海和長春設立合資工廠，中國市場的銷量一度佔據大眾全球銷量的一半。
今年一季度，發生了汽車行業歷史性的一刻，比亞迪首次超越了大眾，成為了中國最暢銷的乘用車品牌。大眾在華保持15年的銷量冠軍，至此告一段落。
背後的原因是市場變遷所致，在能源變革的大趨勢下，中國企業借助電動汽車實現彎道超車。
巴斯夫日子好一些，在德國總理蕭爾茨訪華時，與中國簽訂百億歐元的超級大單，在中國全資投建一個綜合生產基地。
巴斯夫增資中國的背後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方面，化工作為高耗能行業，在俄烏戰爭後高昂的能源價格，讓巴斯夫在歐洲的生產無利可圖；另一方面，中國作為最大的製造業國家和第二大市場，對巴斯夫而且不得不重視。
寶馬則遭遇戲劇化局面。在不久前的上海車展上，剛剛宣佈在增強在華投資，就發生了「冰淇淋門」，使其在華聲譽大受損失。
而今年以來，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德勤被重罰，全球三大管理諮詢公司貝恩的上海辦公室遭到警方突擊檢查等事件，則更多受到中美之間的地緣政治對峙所影響。
中國美國商會（AmCham China）近期發佈的《2023年在美中資企業年度商業調查報告》顯示，49%的會員企業認為，相較前一年，他們在中國更「不受歡迎」，該比例在消費行業更高達56%。
外資當前的對華態度可以概括為，中小企業受疫情影響，不少已退出中國市場；大型企業依然把中國作為重要的戰略市場，然而他們面臨更激烈的本土競爭，高漲的民族主義，以及地緣政治張力帶來的擔憂。
「中國一方面重新大力提倡吸引外資，另一方面，無論是在法律、法制還是實際執行方面，均出現了對外資的打壓，出現這種矛盾情形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政治需要』和『經濟需要』彼此存在著矛盾。」陳功表示，從政治需要來看，外資和外企代表著某些對中國的「不健康影響」，甚至有時還會被定義成為「威脅」；從經濟需要來看，外資和外企代表著投資、市場、錢，以及工作崗位。這種矛盾僅僅是目前階段，未來「經濟需要」可能會服從於「政治需要」，那時就不會再有矛盾了。
外企的應對
雖然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經過多年錘煉，豐富的產業鏈和完善的基礎設施，都讓其他國家難以替代。然而，地緣政治風險、新冠這樣的不可抗力，以及中國政府對外資的態度，都不得不使外資考慮如何規避這些風險，哪怕要承擔更多成本。
中國美國商會總裁何邁可（Michael Hart）在3月1日的一場記者發佈會上表示，多數美商反應，基於在中國的供應鏈受到疫情和封控的影響而時有斷鏈，他們為了分散風險，已經開始投資其他國家，建立替代產線。
蘋果就是其中之一。蘋果2022財年（截至2022年9月底的12個月裡）將印度的組裝規模提高兩倍至年產量貨值70億美元。今年更是在印度孟買開設在印度的第一家門店，而且蘋果目前iPhone中的7%在印度生產，而2021財年印度的iPhone產量只佔該公司全球產量1%左右。
像蘋果公司這樣，越來越多的外企開始採取「1+中國」策略，防止潛在的技術禁令和關稅壁壘。
新冠疫情和俄烏衝突，使企業們不得不應對一個緊迫的問題——在全球化框架下，過於依賴單一供應商是巨大的內部風險。為中國找個備胎，以分散風險，變得必要且急迫。
美國和其盟友也在推波助瀾——長期以來，發達國家依靠離岸外包（off-shoring）降低成本，把訂單轉移到中國等地；疫情來襲後，美國提出近岸外包（near-shoring），以降低供應鏈的脆弱程度；烏克蘭戰爭和台灣局勢惡化後，美國又推出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號召供應鏈轉移到「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
「中國的經濟復蘇在某種程度上是數據意義上的復蘇。」陳功認為，外資和外企正在離開中國，但中國央行大量釋出的資本，代替他們的存在，在今天中國GDP總量超過120兆人民幣的時候，外商投資的規模佔GDP的比例不可能很高，所以決定中國經濟復蘇的，不是外資，而是中國央行以及其他資本單位。大量資金持續的注入中國經濟體，這是支持中國現在經濟成長的關鍵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