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元旦，當日本尚陶醉於珍珠港奇襲的勝利時，外相東鄉茂德即主張應乘這個對日本最有利的時機結束戰爭 。2月5日內大臣木戶幸一拜謁天皇之際，也進言最好乘機謀和平。但是天皇對這時講和並不很熱心，只是在2月10日東條首相拜謁之際，示意其充分考慮不可喪失良機以達戰爭的終結，但是也應充分考慮南方資源的獲得，去設定萬無一失的對策。畢竟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理想，志在獲得南洋資源，才與英美動起干戈來。總之，日本領導階層，無論「終戰」或「講和」的意見，都是在維護日本戰勝所獲得的成果。6月11日，前駐英大使吉田茂，為把握講和的良機，想出派遣前首相近衛文麿到瑞士協商媾和案，並傳達給內大臣木戶幸一，但是被漠視而未被採用 。
在1943年11月27日的開羅宣言中，對日戰爭的中、美、英三國都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但是對於是否保存天皇制的問題，因為怕刺激日本輿論的復讐感情，以及刺激日本人的抵抗意識，都保持沈默避而不談。在戰爭末期，依美國人民的輿論調查，主張天皇應處死刑的佔百分之三十三，主張天皇交付裁判或監禁的佔百分之三十七，主張先將天皇「去勢」然後保存下來的僅佔百分之七而已 。
當時美國的輿論並不偏於天皇保存論，而傾向於天皇廢止論。例如美國著名的評論家羅斯(Andrew Roth)，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曾在美國海軍情報部工作，他在日本投降之前的1945年7月執筆寫成的《日本的進退兩難》(Dilemma in Japan)一書中，就主張天皇制的廢止，並將廢止的過程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現在的天皇退位；第二階段，以非軍國主義者為攝政而讓幼帝繼位；第三階段，培養反對天皇論者以便廢止天皇制 。又如亞洲專家賴提摩爾(Owen Lattimore)，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後，被羅斯福總統任命為蔣介石委員長的政治顧問，不久又被任命為戰時情報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遠東部副部長，也主張裕仁天皇和男性皇族應處流刑放逐中國 。再如美國華盛頓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強斯敦(William C. Johnstone)也主張廢止天皇制，他認為主張天皇為日本安定因素的人，跟反動派或極端的國家主義者同列，如果盟軍擁護天皇，則跟對日本作戰的原則和目的衝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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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的領導階層之中，主張天皇保存論最熱心的是前駐日大使葛魯(Joseph C. Grew)。他在戰前從1931年到1941年的10年間擔任駐日大使，經由跟日本領導階層的接觸，對天皇及領導階層的「穩健」分子有所期待，為了戰後日本秩序的安定而主張保存天皇制 。1944年5月當美國國務院的「遠東部」(Far Eastern Division)改組為「遠東局」(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irs)時，葛魯被任命為局長。在遠東部時代，部長郝恩貝克(Stanley K. Hornbeck)是中國派(China Crowd)，也是有名的反日論者，他主張戰後要迫使日本去勢為農業國，這樣日本才不能再從事侵略戰爭。相對的，葛魯是日本派(Japan Crowd)的巨頭，他當遠東局局長之後，起用他以前在駐日大使時代的部下，例如拜蘭坦(Joseph W. Ballantine)、杜曼(Eugene H. Dooman)、狄克歐佛(Erle R. Dickover)等日本派。這些日本派醞釀出一種「天皇女王蜂說」 ，說日本天皇如女王蜂，廢止天皇如去掉女王蜂，日本社會秩序必定大亂。1944年5月，國務院的遠東地區委員會起草有關天皇制的草案，主張日本的天皇制可以保存，但是裕仁天皇個人必須隔離到葉山去 。1944年12月，葛魯昇為副國務卿，更能直接參與美國的決策，而推行天皇保存政策。但是國國總統羅斯福的想法是「菊花與劍」都要永久根絕 ，「菊花」代表天皇制的巧妙，「劍」代表武士道的殘酷。換言之，日本的天皇和武力必須永遠廢除。
在盟國之中，比較贊成天皇保存論的是英國。以邱吉爾為中心的英國保守政界及財界，認為日本的天皇可以成為共產主義的防波堤而贊成保存。但是蘇聯和中國都主張廢止天皇制。蘇聯是共產主義的國家，仇視天皇的反共主義。中國是受日本軍國主義毒害最深的國家，洞悉天皇為日本軍國主義的根基。國民參政會曾建議：「日本天皇制度為侵略精神之所寄託，應予廢除。」 國民大會實錄的提案也是：「天皇制為日本軍國主義之核心，應予廢除。」 監察委員的意見為：「日本天皇制，乃日本民族思想中心，為發動侵略之主動力；日本天皇兼日本陸海空軍總司令，他利用他的雙重人格及地位，集中了日本人民盲目的信仰，而號召侵略戰爭，妄冀統馭世界。過去日本每一次的侵略戰爭，都決策於所謂『御前會議』，日本天皇從未說過一句反對戰爭的話。……因此，為消滅日本侵略的司令臺，建設真正的日本，非廢除天皇制不可。」 來自褚輔成等人的輿論主張為：「天皇制是日本反動政體的結晶。天皇是日本一切反動勢力之掩護物。欲求日本之真正民主化，必須依據波茨坦宣言『欺騙和錯誤領導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權和勢力，必須永久剷除』之規定，徹底廢除天皇制。」
1945年2月4日到2月11日的8天，美、英、蘇三國的首腦在克里米亞半島的蘇聯領土雅爾達會談，2月10日蘇聯頭子史達林答應在德國投降後的二、三個月之後對日參戰，2月11日三國簽訂雅爾達秘密協定。蘇聯對日參戰的條件爲：一、外蒙古維持現狀；二、恢復俄國在1904年以前的舊權利，包括「歸還」(Return)庫頁島南半部，蘇聯在大連有優先利益和大連的國際化，蘇聯恢復旅順的租借權使其成為蘇聯之軍港，東淸鐵路及南滿鐵路由中蘇共同經營；三、千島羣島「交給」(Hand Over)蘇聯 。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邱吉爾，為了減少盎格魯薩克遜人作戰流血，不惜犧牲中國（盟國）的利益，並以日本的庫頁島南部、千島羣島奉獻給蘇聯爲條件，勸誘蘇聯對日參戰。當時美國的參謀總長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以下，以及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等陸軍部人士，都要求蘇聯參戰。因為他們的腦筋裏都認為，對日本的決戰中國根本沒有什麼幫助，只有蘇聯參戰才能制伏日軍於中國東北的關東平原。雅爾達密約，可以說是美蘇兩大國在戰後妥協支配世界體制之前的一個雛型，美國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誘導蘇聯參戰，並沒有事先取得中國的諒解，以秘密交易犧牲盟國的利益 。而千島羣島的「交給」蘇聯，在戰後成為日本再要求蘇聯「歸還」北方四島，而使日蘇一直不能和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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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英、蘇簽定雅爾達密約的1945年2月，日本天皇對戰敗的跡象感到憂慮，要求各「重臣」（有首相經驗者）上奏對戰局的看法。近衛文麿以吉田茂的意見起草上奏文，表示日本的「戰敗」固然可憂，但是「共產革命」更可怕。因為如果日本只有「敗戰」，國體尙可護持，但是如果「共產革命」則國體將護持不了。吉田和近衛的思想，是以「國體護持」爲至上目標而提議講和 。他們的心中只有天皇，對於日本國民的命運可以不必顧慮，至於日軍侵略亞洲的責任更是完全不在考慮之內。
天皇下問：「美國是否要抹殺我皇室？」近衛答以：「前駐日大使葛魯及美國首腦部似乎不到這種程度。」天皇說：「梅津參謀總長說他們並不寬緩皇室抹殺論，故我們應該徹底抗戰，我自己對此也抱著疑問。」又說：「梅津和海軍方面都說，如果能誘導敵人到臺灣，尙可繼續打仗，這時才訴之於外交手段亦可。」 可見天皇所憂慮的是皇室的命運，不只尙未決定卽時求和，甚至企圖再度攻擊作戰，造成對日本有利的條件才來講和。
1945年3月17日，日本在硫磺島的守備隊全部滅亡。3月21日，首相小磯國昭在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中，提議經由繆斌的活動謀求中日的全面和談 。繆斌曾任黃埔軍官學校教官、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經理處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但在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後，參加傀儡政府，組織「新民會」爲日本效力，因此小磯首相就想利用繆斌的關係，對蔣委員長進行和談活動。可是在最高戰爭指導會議，重光葵外相極力反對，陸海兩相、陸海兩總長也表示反對。此「繆斌活動」之事，經由大臣木戶幸一的轉報，傳到天皇的耳朵。4月2日小磯首相單獨上奏之際，天皇嚴斥「繆斌活動」，下命將繆斌迅速遣送回去。小磯因為沒有得到天皇的信任，只有辭職一途，內閣卽刻垮臺，從此亦可窺見天皇的「御內意」實際左右一切政治決定。日本旣然排除跟中國的和談活動，剩下的只有準備「本土決戰」一途了。
4月5日蘇聯通告日本不延長日蘇中立條約，4月7日鈴木貫太郞組閣，日本開始佈置「本土決戰」體制，進行國民義勇隊的編組 ，但是日本的陸海軍都想防止蘇聯參戰。因為如果蘇聯參戰，日本將被美蘇東西夾擊，戰爭毫無希望。日本當局的領導者，尙不知美、英、蘇爲蘇聯參戰，已經締結了雅爾達密約，而於5月11日、12日、14日召開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決定對蘇聯交涉的三個原則：一爲防止蘇聯參戰，二爲誘導蘇聯的友好態度，三爲戰爭的終結經由蘇聯媒介而謀求有利的條件。為了誘致蘇聯的友好，以廢棄日俄戰爭勝利的成果爲代價，卽廢棄1905年的樸茨茅斯條約和日蘇基本條約。其內容包括，歸還庫頁島南部、解除漁業權、開放津輕海峽、讓與「北滿洲」的各鐵路、內蒙古設定為蘇聯的勢力範圍、承認蘇聯租借旅順、大連，甚至讓渡千島羣島的北半部給蘇聯。但是日本仍希望：朝鮮保留給日本、「南滿洲」爲中立地帶、「滿洲國」維持獨立 。以上的日本誘導蘇聯中立而不對日參戰的代償條件，與雅爾達密約蘇聯要求對日參戰的條件比較起來，內容有很多類似之點。可見日本相當抓住蘇聯貪欲要求的心理。日本在萬不得已時，甚至準備讓與合法取得的千島羣島北部，僅想確保千島羣島南部的島嶼而已。日本判斷，美國爲資本主義國，蘇聯爲共產主義國，現在雖然聯合對抗軸心國的德國和日本，但此體制不同的兩國在戰後一定會形成對立的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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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方面，4月12日主張日本天皇和武力永遠廢除的羅斯福總統忽然死亡，由杜魯門繼任總統。杜魯門是有名的反共主義者，以財界的支持爲後盾，於是民主黨內保守主義者的發言力增大。相對的，自1934年以來，擔任羅斯福總統的財政部長而成爲幕僚之中最受信任的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發言力逐漸降低而消失。摩根索是主張天皇廢止論和日本戰後適用軍政的。其他中國派的發言力也減弱，取代的是對蘇聯冷戰的氣氛 。
5月7日德國無條件投降。翌日5月8日，杜魯門總統修改對日要求「無條件投降」的原則為限定於「軍喙的無條件投降」，並向日本呼籲早日投降。5月12日英國首相邱吉爾向杜魯門總統說：「蘇聯軍隊在歐洲東部的佔領地區，開始降下鐵幕了。」
羅斯福總統的忽然死亡，和與蘇聯之間的冷戰的開始，使美國對日本的戰後處理政策產生變化，而趨向於天皇制的保存。當日本派的副國務卿葛魯，爲日本戰後的秩序和安定而強調天皇保存政策時，美國的世界戰略，漸漸的轉變爲對蘇聯強硬政策。美國的駐蘇大使哈里曼(William A. Harriman)和海軍部長福雷斯塔爾(James Forrestal)，是美國政府內最強硬的對蘇戰略論者。陸軍部長史汀生(Henry L. Stinson)，為了爭取對日戰爭的勝利，一直希望蘇聯參戰，而繼續保持對蘇協調政策。他並且認為，美國如果開發了原子彈，卽可以對付蘇聯，奪取國際政治的領導權。但是史汀生也受日本派的影響，傾向於天皇保存論，故美國政府內以天皇保存論變成主流。美國的戰爭領導者，對日政策的擬定總是喜歡從對蘇聯戰略的立場來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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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日本東京大學法學博士，曾任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院長、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現任臺灣日本綜合研究所所長、國立臺灣大學名譽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日本現代史》（二版，三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