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葉元章相比，王文舉一樣不幸。雖然他是查緝科稅務司羅慶祥的副手，但他完完全全被矇在鼓裡，李度和羅慶祥從未告知離開上海的消息。他去上海總稅務司署辦公室上班時，才發現他的兩位上司已經撤退：李度和羅慶祥早已登上了前往廣州的船隻。他於一九五○年三月向上海海關副關長張勇年遞交了辭呈，並在五月抵達臺灣。雖然他直接在李度和羅慶祥手下工作，但王文舉沒有任何機會一起撤退到廣州。一九五○年他撤退到臺灣後，受到和葉元章一樣的待遇：羅慶祥和方度決定擱置他的復職案，讓他等待四年再復職。王文舉得知李度、羅慶祥和方度等外籍關員的全額退休金和華籍關員的五成退休金時，王文舉批評道：
施其〔李度〕慷人小惠，實慷國家之慨，每員照發洋員應得之半額退休金，因與關章不合，故囑嚴守祕密。嗣於離職之前推薦羅慶祥與方度二君共同執行總稅務司職務，每月除照支原薪外，從員工福利金帳中支取等於美鈔五百元之新台幣作為職務津貼，二人平分，各得其半。因有上述不可告人之隱密，絕不肯亦不敢復職大陸來臺之高級人員。
而葉元章和王文舉都在一九五五年復職。其復職原因，也可能是因為阮壽榮於一九五三年在海關復職，而使得羅方兩人必須接受葉、王二人的復職申請。但是阮壽榮一九五二年從香港抵達臺灣時，其復職申請也被羅方兩人擱置。阮壽榮一抵達臺北就拜見方度，阮壽榮寫下此次拜會經過：
他〔方度〕見到我從椅子上跳起來，滿面笑容滿口英文的表示歡迎，坐定奉茶後，他即詢我來臺經過及目的，聽到我在候見蔣夫人更是為我高興，預祝我為國爭光。他的這一套我是很熟悉的，因為在學校〔稅專〕的時候，他已有這種偽裝的作風，時常逼著喉嚨裝腔作勢學作女人。在海關時他最會奉承上司，每日晨昏一定跟進跟出，為其脫衣穿衣，為同仁所不齒。等我提出想要復職的意思，他立即顏色一變，正經地說已奉政府命令，凍結人事，實在有心無力相助，旋即空言允諾將為我介紹別的工作。
而方度對海關人事凍結案之堅持，連蔣宋美齡請託通融阮壽榮的復職案都不買帳，更可以想像葉、王兩人的復職案是多麼困難。然而此時，李度在臺灣的最重要支持者嚴家淦介入此事，此時嚴家淦已從臺灣省財政廳長，升為行政院財政部長，也就是總稅務司署的頂頭上司，嚴家淦在一九五○年三月至一九五四年六月任財政部長時期，也正好是財政部和總稅務司署最需要彼此的時期：財政部需要關稅，總稅務司署需要來自政府的保護。這就像李度任總稅務司時期，他和宋子文之間形成強而有力的互相依賴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