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蔡英文還剩下一年多的任期，如果要標幟她8年內的重大事件，2018年的「拔管」風暴絕對不可忽視，因為此一事件具體而微刻畫出蔡英文的領導風格、民進黨為求目的不計手段的狼性作風、政府行政中立的毀壞以及進步社群的雙重標準；《大學的脊梁》一書出版正逢其時，該書提醒，當一個一黨獨大的政府完全不受監督、也毫無自制時，可以對公益及法治造成多大的傷害。
「拔管案」的文革時刻在民進黨執政時並非孤例
拔管案最高潮時，管中閔身心都承受巨大的壓力，他夜不成眠時聆聽文革時期的中共黨史竟有感同身受之感，事隔多年的今天，管中閔仍然形容自己是「不願也不曾被擊倒的倖存者」；拔管案讓管中閔身心都受到重創，但自台灣首次政黨輪替以來，這樣的「文革」時刻並非孤例；2006年施明德發動紅衫軍反貪倒扁，民進黨和綠媒對施明德展開一系列的人格毀滅戰，其中最狠的一招是慫恿離異的親人出面攻擊，甚至捏造事實，誣指施明德曾經與當局合流告密，在綠媒及民進黨的攻擊下，一位反抗獨裁威權的鬥士被活生生醜化為貪生怕死、賣友求榮的懦弱之徒，生命力異常強勁的施明德，後來是靠著妻子陳嘉君的協助，對著這許多的的誣衊一件一件打官司討回公道，2008年台灣再度政權輪替、國民黨拿下政權時，施明德還孤獨的在為自己討回公道。
這樣的「文革」時刻在拔管案後也同樣發生，舉其大者，莫過於去年的九合一選舉中的新竹市選戰，新竹市長選舉時的政治攻防會讓人有似曾相識感，但手法更為有「創意」，例如有雜誌以高虹安論文涉抄襲為封面故事，民進黨剛好買下這幾期封面四處散發，無論政黨或該雜誌，都毫不避諱的將媒體公然視為文宣工具；同樣的，原該中立的經濟部及資策會，也配合民進黨立院黨團，對高虹安多年前的的工作內容展開調查；和拔管時也雷同的，當司法對高虹安助理費展開調查，相關資料也一覽無遺出現在媒體上，成為選戰攻防的一環；當然，高虹安遭遇的是24小時不間斷的網軍，也是跟隨民進黨不斷演化的產物，在拔管時期尚未如此無孔不入。
要求教育部干預台大 進步學者的矛盾
雖然都是「文革」時刻，但「拔管案」仍有其特殊性，無論是整施明德還是鬥高虹安，基本上都是政治場域，不管是人的競爭或為了理念而鬥爭，可能是政治場域的不得不然，即使如此，不擇手段求勝仍然和現代民主價值格格不入，這次新竹市選舉結果清楚的展現了人民對無所不用其極手法鬥爭的厭惡；相對的，拔管案的核心是大學自治問題，大學或學術本來就不該是政治鬥爭的場域，這還是民進黨創黨初期的理念，從黨外時期開始的大學法修法等運動，爭取的就是要留給校園自主的空間，執政後的民進黨顯然禁不起自由主義的考驗，拔管案重現當年黨外時期校園政治鬥爭畫面，只是當年是進步派學者及學生要求黨政退出校園，到了拔管案時卻是進步派要求教育部介入並撤消遴選委員會的決定，這是拔管案的時代諷刺，進步派為了堅持自己的程序正義，最後卻導致更大的程序不正義，他們有任何人想到其間的弔詭之處嗎？ （相關報導： 王德威專文：也是傷痕文學─ ｜ 更多文章 ）
然而，拔管案最大的惡其實不是校園的政治惡鬥，如果只有校園內的抗爭，可能正如前台大校長李嗣涔形容的，「台大選校長沒有不吵吵鬧鬧的，讓他們鬧個兩、三星期就沒事了。」抜管案之所以蔓延一年多，最關鍵因素是國家機器的全面發動介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