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長王洪鈞自知外行，幾乎週週都向俞大綱請教，而館前路怡太旅行社的董事長辦公室，不但成了文思啟示的參謀本部，更是文藝創作的生產組織樞紐，不斷默默稱職地完成了許多文化場上知情者戲稱其為「地下文化局」的各種不可能任務。
一九六七年王仁璐從美國到香港探視其姊姊，香港芭蕾舞泰斗王仁曼，途經台灣拜訪平劇名票友的叔父。香港因大陸文革影響，港簽曠日費時，王仁璐只好暫時滯留台北，也藉機探訪叔父的舊識同好俞大綱。
相談之下，俞大綱立即邀她開課親授現代舞理念與技法。在他的安排下，為王仁璐在耕莘文教院辦了一場講座，談她在美國親炙現代舞巨匠瑪莎葛蘭姆的種種，並現場示範葛蘭姆的技法。此一講座之迴響正如俞大綱所遇見，盛況一發不可收拾，王仁璐不得不應聽眾的要求，將講座延長為四週的短期課程。
隨後，俞大綱又為她奔走，找到可資教舞蹈的場地，招收了十四個學員，其中大多全無舞蹈底子，或不敢公開表明心儀舞蹈的年輕男女。他們之中如陳學同及盧志明日後皆成為了現代舞的表演者。
課上不到一個月，俞大綱多次親臨借來的士林美國學校體育館見習後，開口要求王仁璐計畫編舞、公演，經多次溝通王仁璐終於同意以一半示範、一半實驗世紀初德國表現派意象的表演方式，讓台灣社會對現代舞有所認識。
經過一整年的集訓與籌備，終於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為台灣文化界投下一顆震撼彈」，在中山堂舉辦了第一次本土青年參與的現代舞發表會。
可諱言，在一九六七至六八年文化春啟的引擎聲響起的年代，俞大綱和王仁璐的「狹路相逢」，可以說是台灣整個文化場關鍵時刻的樞紐性大事。然而，這個被說成是現代版的「伯樂－千里馬」傳奇故事，卻是無常世界中各方際遇交錯、碰撞中，有脈絡可循之諸蘭因的世出與慧果。
從小跟七兄姊及母親天天看戲長大的紹興子弟俞大綱，在多年流放生涯後經驗所及的，是與同為世家之後的海歸遺民忘年相識。意外滯台的王仁璐也來自於吳語之家，父親為銀行行長，叔父則是著名平劇票友。當年的名角孟小冬、馬連良、程硯秋都是叔父家中的常客，王仁璐自是耳濡目染，西皮、二黃、青衣、花旦盡在年少的耳目與心胸之中。
一九五七年梅蘭芳由巴黎回國，途經香港，她亦在叔父家中親炙風采，印象深刻。稍長遂一度浸淫於平劇、劍舞、八卦掌及國畫之間，不亦樂乎，直至去國赴美入醫學院。
她的這個身心歷練當然和俞大綱多有重疊、輝映之處，其程度也不下於史惟亮跟俞大綱之間東北評劇、陝北秦腔、梆子戲經驗的互通。這一切皆成為了史惟亮跟俞大綱間互信、互諒的媒介，以及合作、溝通的橋樑與基礎。
這些情事，應該都不是偶然或意外的吧！
由於以上各人身上承載之生命經驗，其殊途同歸對民俗戲曲的體識，一九六七年七月至八月間，繼俞大綱年前推動民族音樂發展而召開籌備會議，隨之而起的「民歌採集東西隊採集行動」展開，由史惟亮、許常惠兩人領隊在俞大綱的祝福下開拔，共採集了兩千首以上的「民歌」，其中也包括了民間戲曲演繹以及多種敘事、抒懷的吟唱。 （相關報導： 丘延亮專文：一些諉為「藝術」的殘破人生 ｜ 更多文章 ）
接著，在同一班領導的策劃下，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公開舉辦了台灣史無前例的民歌比賽，三百多名參賽民眾包括了不同的階層（從國大代表到板車夫），不同年齡（6–73歲）的民間藝人及業餘歌者，演唱內容包括民歌、戲曲、器樂曲甚至童謠。比賽的結果，由一向處於棄嬰地位的歌仔戲曲獲得首獎，這些都不能不說是俞大綱多年來對我輩苦口婆心、耐心教誨，潛心推動才有的旨向與行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