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至26日在台中國家歌劇院演出的《千年之遇》，由差事劇團結合石岡媽媽劇團，將「民眾戲劇」的精神與「社區劇場」的內涵融入國家歌劇院的小劇場空間呈現，是青年導演姚立群對客家當代戲劇一次成功的嘗試，交錯糾纏其間的寫實與隱喻更發人深省。
差事劇團在身兼詩人、劇作家、劇場導演的鍾喬老師帶領下，長期在台灣實踐民眾戲劇的理念；更於1999年九二一震災後，深入中部災區做了許多心靈重建工作，帶動社區劇場的風潮。其中陪伴最久的受災地點在石岡，由於二期工作坊的引動，竟讓一群農村婦女由體驗社區劇場而自願成立「石岡媽媽劇團」，一晃眼二十幾年也變成「石岡阿嬤劇團」了。而差事劇團陪伴石岡媽媽劇團呈演的空間，也從災後破落的社區活動中心、颱風過境風雨中的帳篷劇場，歷經23年終能進入國家級的戲劇殿堂。目前這段情誼還在持續中，已成為台灣戲劇發展史上最動人的民間故事。
《千年之遇》就戲劇的敘事文本而言，從古時候一個客家新嫁娘挑擔渡河與二個船夫的相遇，發展至客家農村面對現代交通建設、經濟開發的劇變與困頓；而戲中所穿插返鄉遊子的尋路與茫然，又與目前當紅的「地方創生」國家政策形成鮮明的對比和反諷。
就戲劇的肢體語言來說，在《千年之遇》的呈演中，石岡媽媽劇團成員的梨園勞動身影是寫實，最後的擊鼓毋寧似農婦們的鳴冤與吶喊；差事劇團專業演員的身段語彙則多隱喻，尤其兩副青壯身軀的壓迫與反抗橋段，更是充滿觀眾再詮釋的心靈張力。
就《千年之遇》的音樂設計而言，大量運用南管與客家山歌呈現鄉土特色，更穿插坂本弘道薩滿提琴樂音的魔幻撞擊，婉轉烘托出劇情流動的氛圍，巧妙的融合令人印象深刻。而劇終開啟小劇場後門，連接陽光大地的石岡媽媽們奮力擊鼓的畫面與聲音，更令人感動。
在舞台、燈光與道具設計上，《千年之遇》運用彎曲、不規則的布幕投影，對比農村果園勞動與快速道路建設的景觀，融入報告劇的寫實內涵與方法，有助解讀、延伸劇中的諸多隱喻，更能呈現後現代的荒謬效果。而塑膠袋在劇中的大量使用，除了導演自述靈感來自未完工的快速道路下方的流浪漢裝扮外，其實也隱喻交通建設帶來環境污染與土地破壞的擴散。
但作為一齣客家當代戲劇，《千年之遇》面對客語傳承的危機，在客語對話上尚有更多運用與改善的空間，譬如土地公在石岡使用的大埔客家話中要稱為「伯公」。此外，針對石岡「因為1999年的九二一地震，由種稻米改為種水梨」的敘述發生錯誤，石岡農民早自1980年代即開始生產寄接梨，未來編劇時應更謹慎考證客庄歷史。
關於《千年之遇》的當代敘事背景，面對環境影響評估及土地徵收、房屋拆遷等爭議，東豐快速道路（國道4號石岡東勢聯絡道）目前處於兩端建好、中段未動工的荒謬狀態，也呈現了大甲溪斷橋的奇怪景觀。在此一交通建設開發工程規劃時，筆者即曾寫過二篇報紙專欄：《國道四號不必延伸到石岡東勢》及《居民有「不建設」的選擇嗎》，並分別寄給藍、綠兩黨的二任市長；卻與之後的居民抗爭一樣淪為狗吠火車，快速道路仍將強勢開通。
交通建設、道路開闢、土地重劃，帶動地價上漲、觀光旅遊、經濟成長的「現代化邏輯」，宛如當年的九二一地震正在襲擊石岡客庄。面對這種千年之遇的巨輪碾壓，石岡媽媽劇團的農村婦女們曾拿起鋤頭去說明會抗爭，拉起布條赴市政府陳情，最終只能獲得土地徵收與房屋拆遷規劃的部分縮減。當社運式的抵抗失敗後，戲劇儼然成為另一種抵抗的方式與路徑，而《千年之遇》只是一個開始。
期待石岡人及關心石岡的朋友們，在快速道路飛過石岡的田園、河岸、天空之前與之後，能夠產出更多精彩的民眾戲劇、影像紀錄、歌曲創作或文學書寫等作品；在掘土鋤頭與抗議布條之外，成為「另一種抵抗」的武器，開闢另一條「踐履文化抵抗」的康莊大道。 （相關報導： 邱坤良專欄：重讀台灣現代戲劇史第一章—日治時期台灣文化協會新劇運動系譜 （1921-1936）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台中市石岡人家園再造協會理事、台灣社區重建協會創會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