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的形象很差。喬治．華盛頓搭著反稅運動列車，成為美國第一任總統。他認為，「任何稅賦的課徵或多或少都會造成不便或引發不快。」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總統說：「聯邦所得稅制是人類之恥。」老布希總統曾宣告：「聽我說，沒有新稅。」 對最富裕美國人的鉅額財產所課的稅，被貼上「死亡稅」的標籤。總統候選人有數兆美元的計劃和補貼，但是要付的稅卻很少。
經濟學家對稅賦則抱持不同的觀點：稅賦是我們為公共服務支付的價格。如果你想要兒童有優質的公共教育，如果你想要全民醫療保健、環境保護，還有基礎建設升級，你就需要稅收以負擔這些服務。正如小奧利佛．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大法官所言：「稅賦是文明社會的代價。」世人往往認為，稅賦與公共服務完全是兩件事。從個別項目來看，這個觀點雖然正確，但是就總體而言卻是錯的。這是單純的加減運算。從長遠來看，稅收必須等於支出。更準確地說，如果國家沒有因債務而破產，稅收的現值必須等於支出的現值。
本章只在傳達一個簡單的訊息。有些稅的損害較輕，對納稅義務人來說，在各種稅目裡課起來可能比較沒那麼痛，而有些稅確實有優點。這個觀點可以這樣表達：「有些是有益的稅。這些是針對厭惡財課的稅，可以取代對正面財的課稅。」本章會解釋綠色稅賦背後的邏輯。
稅賦效率
超過一個世紀以來，稅賦的效率一直是經濟學家關注的主題。經濟學對稅賦的基本分析的解釋如下。如果對商品或服務課稅，會提高消費者的價格、降低生產者的價格。這種價格變動通常會降低該產品的產出水準。例如已有資料顯示，高額的菸稅可以減少吸菸。
如果對生產要素課稅，例如勞動或資本，那麼這些要素的稅後收益就會因此減少，要素的供給也會因此降低。從另一方面來說，公司會傾向把營運活動搬到低稅賦的國家，也就是所謂的「避稅天堂」，例如愛爾蘭。因此，課稅或補貼的淨效果，會扭曲投入與產出的水準，從被課稅的活動轉移到未課稅的活動。
然而，扭曲效果的強度不是所有的稅都一樣。資本稅的扭曲通常最大，特別是在一個邊境開放、投資又可自由流動的世界。比方說，如果公司的資本稅率是淨收入的50%，而非公司資本則不予課稅，如此一來，會造成公司縮減資本規模，一直到稅前報酬大約是非公司資本的兩倍。在高水準的公司營業稅率下，房地產投資（由於特殊規定而稅率低）會增加，對製造生產的投資（因為幾乎沒有稅賦減免，稅率又高）會下降。於是，經濟體裡的房屋會太多，而工廠太少。
對勞動收入課稅的扭曲效果較小。研究發現，當稅後工資因課稅而減少，民眾的工作時間通常還是維持不變。與資本不同，勞工傾向保持原狀。人不太可能為了因應高稅賦而從美國移民到愛爾蘭，因此工資稅的扭曲效應小於資本稅的扭曲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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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程度更小的是對地租（rents）課稅：地租是指土地或供給固定的類似品項的報酬。由於土地完全不具流動性，而且產出總是在充分盡其利的水準。這表示土地稅不會影響土地供給，而對地租課稅不會產生任何扭曲。有人曾把這個有趣的理論應用於高所得個人（如棒球運動員和商業大亨）的收入，他們的稅後所得無論是增加（就像他們在過去20年的境況）或減少（如果對億萬富翁課徵財富稅），這些高所得人士還是會一樣努力工作。
綠色稅賦
從扭曲最嚴重（如資本稅）到最輕微（如地租稅）的稅賦光譜上，環境稅位於哪個位置？其實，環境稅落在光譜之外。因為環境稅的作用是減少社會想要減少的活動。因此，對二氧化硫排放物課徵收高額的環境稅，能減少這些排放物的「生產」，從而減少它們所造成的損害。這表示，與幾乎所有其他稅目（降低經濟效率）相比，綠色稅賦其實是有益的（換句話說，它們能提升經濟效率）。
如果綠色稅賦是有益的，那麼它的適當水準為何？綠色稅賦的制定是否應該訂在能讓政府收入最大化的水準？還是所需收入的固定比率？這就是最適汙染理論上場的時候。我們在討論最適汙染減排量時，效率條件是汙染價格等於邊際損害。同理，以綠色稅賦來說，當企業為其汙染所繳納的稅款等於其造成的外部損害量，就能達成效率的結果。因此，比方說，假定公共衛生專家認定二氧化硫排放的社會成本為每公噸3千美元，那麼二氧化硫的效率稅賦水準就是每公噸3千美元。
這就要講到綠色稅賦的重點。稅率訂在汙染的邊際損害時，稅賦能讓財貨、服務與減排達成最佳的資源配置。稅賦可以把外部性內部化。如此，綠色稅賦不但不會造成扭曲，反而因為能降低無效率的汙染而減少扭曲。假設對硫排放適當課稅，造成產出降低，甚至讓汙染嚴重的燃煤電廠因此關閉，這種變動反映的是硫排放對社區造成外部成本、汙染造成的扭曲減少，整體福利也隨之提高。
我們用圖17-1說明基本分析。圖上的縱軸是稅率和稅收，橫軸是排放量。假設政府對汙染物「XO2」課徵汙染稅T，而T等於汙染的邊際損害。當邊際損失與稅賦等於每公噸1美元時（即圖17-1中的A 點），稅賦等於稅率（T）乘以稅後汙染量，如圖17-1中的A’點所示。假設損害水準更高，為圖中的C點，而在這個排放水準，稅收為C’。令人驚訝的是，相較於C’，A點對應的稅率和損害都較低，稅收卻較高。A’ B’ C’這條圓頂狀的營收曲線，就是汙染的拉弗曲線（Laffer curve，得名自經濟學家亞瑟．拉佛〔Arthur Laffer〕）。
以傳統稅賦來說，把稅率提高到會減少稅收的水準，（最高稅收點B’右邊的區域），在財政上是不可取的愚蠢行為，因為它不但扭曲效應高，又會減少稅收。以綠色稅賦來說，最適稅賦可能高於最高稅收點。以許多環保主義者的零碳排目標為例（回想一下前一章所描述的綠色新政目標，即溫室氣體淨零排放），把碳稅訂在500美元，或許可以實現這個目標。在500美元的稅率下，稅收會是零。在這裡，我們看到一個最適綠色稅賦水準為零稅收的情況。
圖17-2 顯示稅率與淨社會價值或利益的函數關係。最高的淨利益水準為稅賦等於邊際利益的那一點，即利益曲線的頂端。在綠色稅賦，收益曲線的高度為正值（顯示課稅有淨收益），至於一般稅賦，曲線永遠位於橫軸下方，顯示為淨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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壅塞的定價：理論與實務
綠色稅賦最有趣的應用之一就是制定壅塞費，這是經濟學家多年來最喜歡探討的主題。最早提出這個概念的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威廉．維克里（William Vickrey）。他在1952年的紐約市地鐵提案裡鋪陳這些原則，並以此案在這個領域的貢獻與他人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這裡的關鍵概念是壅塞的外部性。我們在此用一個例子說明。當道路空無一人，第一輛車上路時，沒有任何車需要減速，因此第一輛車對其他車造成的行駛成本（即外部成本）為零。然而，隨著交通量的增加，每增加一輛汽車，後方汽車就會減速。
假設我進入道路時，會讓在我後方的120輛汽車的交通時間增加一分鐘；如果時間價值是每小時10美元，那麼我造成的外部成本為：120 ×（1／60）× 10 ＝ 20（美元）。汽車愈多，等待時間愈長，加諸於行車的外部成本就愈高。
維克里的基本理念是，民眾應該要為公共資源（公用事業、道路、機場和其他部門）付費，就像他們為食物、住所和娛樂等私有財付費一樣。此外，價格應該反映外部成本，即加諸於他人的成本。根據維克里的說法，價格應該隨著時間推移而變化，具體而言就是取決於壅塞程度，而且應該向所有人收費，沒有人例外。他想出一套在當時堪稱高明的收費技術，而這些技術拜電子收費系統之賜，現在已經很常見。
維克里承認，公共政策制定者並沒有接受他的構想。「民眾認為這是加稅—我認為這種想法只是一種直覺反應。如果考量到駕駛人的時間，這其實是節費。」他堅信，這個構想不是為了減少交通流量，而是透過讓交通流量在各時段的分布能更均勻，進而增加交通流量。
今日，壅塞收費的實施主要見於新加坡、米蘭、倫敦和紐約等大都會地區。大多數收費制度都非常粗陋，並沒有按照維克里的構想走：它們只是「區域收費制」，也就是車輛進入市區時需要付費。例如，倫敦在週一至週五的早上7 點到晚上6 點之間，對駛入收費區的車輛收取費用，一日為11.50英鎊。紐約也有類似的制度。新加坡的制度最接近維克里的提議模式：他們設置了一套包含數百個電子收費站的先進系統，費用會因車輛類型、時段以及即時交通壅塞狀況而異。
民眾經常抱怨壅塞費沒有作用。然而，審慎的研究顯示，事實上，訂價不但降低了尖峰時段的交通量，還有提升交通速度之效。能得到公眾支持最重要的因素，或許是稅收被用於增加公共交通建設，從而進一步降低交通量和汙染量。
維克里提出壅塞訂價的年代，比這個觀念真正付諸實務的時代要早了數十年。就像其他可以解決關鍵外部性的構想一樣，壅塞訂價可能要等上很多年才能獲得綠色運動菁英和公眾的認可。
然而，隨著愈來愈多城市與政府機構採用壅塞訂價、民眾對此愈來愈習慣而且看到成效，壅塞訂價也能實現雙重利益：減少時間與心力的浪費，以及籌措重要公共服務的經費。
作者介紹：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
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創造描述經濟和氣候間相互作用量化模型的第一人。
於1941年生於美國新墨西哥州，在耶魯大學取得學士學位，1967年取得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並在同年回到耶魯大學任教至今，曾擔任當時總統卡特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研究著重於經濟成長和自然資源，以及氣候變遷經濟學。他1970年代初期開始研究環保議題，自此之後就不斷嘗試估算全球暖化的經濟成本。為了更上一層樓，他建構結合經濟與科學的電腦模型，來找出因應氣候變遷的最有效率途徑。他的研究主題還有薪資與價格行為、健康經濟學、政治景氣循環、生產力和「新經濟」。
於2018年與保羅‧羅默（Paul M. Romer）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諾貝爾評審委員會表示，諾德豪斯與羅默的最大貢獻是，設計出能夠解決最基本、也是目前最迫切問題的模型，這個根本問題就是全球經濟的永續成長以及人類福祉。評委會指出，他們不僅創造了分析模式、促進經濟成長，也對抗了氣候變遷，他們把總體經濟學擴大到全球規模，以解決世界最大難題，他們藉由建構出能解釋市場經濟與自然及知識互動的模式，大大拓展了經濟分析的範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