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鐵工所的前身為臺灣製糖株式會社高雄鐵工所，成立背景與日治時代日本在臺灣推行新式糖廠的政策密切關連。1900年以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為首的新式製糖工廠相繼成立，所需之建廠設備多由國外進口。糖廠竣工後，壓榨過程中使用的滾轆（Roller）及相關附屬設備，當時的日本國內和臺灣尚無能力製造。在此之際，各製糖會社的技術支援和維修需仰仗美國、德國的公司，或仰賴有許多日本移民、擁有日本人商業網絡的夏威夷在地的鐵工所提供服務。
以當時臺灣的工業能力而言，姑且不論製糖機械製作，甚至連糖廠簡單的修理都需仰賴國外；製糖事業因機械故障而中斷，送往糖廠的甘蔗若受到延宕，將影響產糖的品質。臺灣糖業株式會社為解決糖廠修繕的問題，1909年於橋頭工場興建鑄造工場，1915年開始嘗試生產滾轆。在此同時，1916年6月，灣裡工場亦決定鑄造滾轆，但卻因硬度不夠而無法順利生產。同年8月，橋頭工場鑄造滾轆時發現，以25%的軟鋼配合鋼屑能增加滾轆的硬度，因而開始量產。
爾後在1917年9月，橋頭的鑄造工場或許受限於原本的廠房面積較小，於是將廠房搬遷至高雄，並開始生產鐵道貨車的車輛。依據記載，從開始生產滾轆至1919年底，共生產115支，其中的1918-1919年，訂單來自大日本、東洋、明治、鹽水港、帝國製糖等島內各製糖會社。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美各國的機械業多轉向生產軍需物資，加上日本國內的機械業者也十分繁忙；臺灣各製糖會社在不易從國外和日本國內購買製糖機械的情況下，體認到本地簡易的修理與鑄造工廠無法滿足島內所需，於是決議聯合出資，設立以生產製糖機械為主的鐵工所，並以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的鑄造工場為主體。
與此同時，鈴木商店神戶製鋼位於臺灣分工廠的臺北鐵工所也預定在臺灣籌設大型造船鐵工所，並先於高雄購買約一萬坪的土地，作為廠房興建使用。另外，大阪田中機械製作所董事長田中岩吉亦計劃在臺灣進行類似投資。
在多方均有投資計畫之際，最終達成合資設立以製造和修繕糖業機械為主之大型鐵工所的共識，並於1919年11月成立臺灣鐵工所，總公司設於高雄。在廠房建置上，初期先以鈴木商店所屬的臺北鐵工所為基礎，並且併購臺灣製糖株式會社附屬高雄鐵工所。臺北工場在1919年12月1日完成經營權轉讓，高雄工場則於1920年1月1日完成買收。
資本額與董監事布局
創立初始，臺灣鐵工所的資本額為200萬圓，當時於每股50圓的面額下，共發行四萬股股票。如表1所示，臺灣鐵工所最初的發起人田中鐵工所和神戶製鋼所鈴木商店共計劃認領15,000股，其餘19,000股由臺灣各糖廠認股，剩餘的6,000股，計劃由日本國內和臺灣關係者認領。也就是說，就公司成立前的認股分配規劃，臺灣糖業界認領的股權，大約接近公司發行股份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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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臺灣鐵工所開始配合軍需工業及南進政策發展。由於事業擴張，需籌措更多的資金投入生產及建設。基於上述理由，1940年5月，臺灣鐵工所向臺灣總督府提出增資計畫，並獲得增資200萬圓的許可。在新募集的4萬股股份中，臺灣各製糖會社、臺灣銀行及神戶製鋼所共認領約19,080股，接近新募集股份的一半。
1944年4月，臺灣鐵工所於臨時股東會議提出增資600萬圓的計畫並獲得通過。戰爭末期，臺灣鐵工所的資本額高達1,000萬圓，在增資的12萬股中，由神戶製鋼所、臺灣銀行及戰爭末期整併而成的四大製糖會社，共認購61,645股。然而，至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共有40,050的股份未繳納資金。在臺灣鐵工所的最後一次增資中，實收資本僅籌措到最初規劃的約三分之二。
鐵工所成立後，最初選出的董事為千葉平次郎、田中岩吉、草鹿砥祐吉、平高寅太郎、依岡省輔、田村藤四郎、三浦育三等七名。其中，董事長由田中岩吉擔任；監察人由數田輝太郎、鈴木重臣、羽鳥精一擔任。大致上，上述董監事成員多服務於臺灣各製糖會社，故鐵工所可視為因機械製糖興起所衍生的事業。
其後，隨著歷次股東會議的召開，董監事成員亦有異動。值得注意的是，在1926年間，臺灣鐵工所受到經濟不景氣影響，於成本考量下關閉臺北工場，造成約16萬圓的損失。在此同時，工場主要幹部亦紛紛離職。最終，董事長田中岩吉等重要董監事幹部也宣布辭職，新任董事長由大阪田中製作所專門取締役泉量一轉任。泉量一上任後，開始建立鐵工所的營業方針，並展開各類機械的製造，促使公司利益開始好轉；公司虧損也因而逐漸降低。至1928年時，訂單高達180萬圓，純利潤高達22萬餘圓，同年上半期配息則高達5%。
1929年泉量一的任期結束後，飯田耕一接任董事長。其後，飯田耕一於1936年死亡，勝又獎接任董事長。1937年12月，隨著勝又獎的請辭，泉量一回任董事長。然而，1943年下半及1944年4月起，臺灣鐵工所東工場和西工場轉先後交付海軍管理，臺灣鐵工所亦於1944年6月，轉由海軍中將宮田義一繼任董事長，直到二次大戰結束。
在員工聘用人數方面，公司成立初期的1920年共聘用技術人員10名、事務員10名、職工250名。工場主任近藤正太郎原任職於臺北鐵道部汽罐部六年，其後轉任至臺灣製糖會社高雄鐵工場擔任主事；臺灣鐵工所成立後，近藤氏則擔任工場主任。至1939年上半年，會社共有職員67名，其中35名為技術員；還有工人共448名、臨時工52名、見習工213名、圖工7名、雇員21名及雜役84名。到1944年年底時，共有職員807名，工人2,650名，為日治時期聘用最多員工的全盛時期。
臺灣鐵工所的員工來源，除了來自日本國內的技師外，亦包含臺灣自行培養的人才。例如：1931年成立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自1934年第一屆畢業生起，即有部分學生進入臺灣鐵工所服務。除了高等技術人員的補充外，鑄造工場中約有50人以上的見習工，經由三年的訓練，便能學得全部技術；但要經由五年，才能培養成為熟練工。
透過戰前校方的名簿資料與出版品，可知悉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畢業生進入臺灣鐵工所服務的情形；之中，有第一屆機械工學科畢業生田村二郎、第二屆機械工學科畢業松原喜一郎和松尾繁成、第三屆機械工業科畢業生金井正弘、第四屆電氣工學科畢業的洪坤鍠、第五屆機械工學科畢業的許玉堂、第七屆機械工學科的畢業生江虹麟進入該公司服務。畢業於臺南高工的臺灣人升遷情形，如1938年進入公司服務的許玉堂，至戰爭末期時，已經升任至造機課課長；1939年入社的江虹麟，在戰爭末期升任至東工場機械工場職場長。從這些資訊能夠瞭解到，日治末期，臺灣人已有機會擔任至公司的中階技術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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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研究領域為臺灣經濟史、產業史和日臺經濟關係史。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企業、產業與戰爭動員：現代臺灣經濟體系的建立（1910-1950）》（左岸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