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第一批臺灣旅客在中國降落時，他們身處的經濟體跟自己的家鄉大為不同。進入「改革開放」十年後，中國經濟仍由國有企業主導。至於基層，地方政府則跟通稱「鄉鎮企業」的半私人企業過從甚密。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期汙名化私人企業，導致許多想創業的中國人會以鄉鎮企業的名義登記。與此同時，從中央計畫經濟時代延續至今的雙重定價制度，使國有企業可以用比其他型態企業更低的價格取得物料；因此，在這個局部改革的經濟體中，許多國有企業管理者與中央官員是將大把時間用在套利與收租上。
這種處處制肘的環境，跟臺灣小規模企業老闆習慣的資本主義無拘無束模式大相逕庭。但對敢闖的人來說，潛在的收益也很驚人。中國極為渴望成長，但表現孱弱。土地成本低，失業與就業不足是很普遍的現象。各級政府官員迫切想覓得外部投資。緩不濟急的改革步調加上中國政府的高度期望，為精明（且幸運）的投資人創造了龐大的商機。
而且一九八○年代中期時，臺灣傳統製造業正在流失競爭力，這就意味打頭陣的臺商不只是因為商機而被吸引過去，同時也是因為必須破釜沉舟奮力一搏。即使如此，那些開路先鋒並沒有被中國的商業潛力蒙蔽了判斷。他們謹慎行動，但一定會有行動。不像其他外國投資人，臺商會避開合資的做法。他們投資時把身家全押上去，落腳中國，親自經營。需要有人協助管理協助時，他們會僱用臺灣人，而非當地中國人。他們重金禮聘自己信得過的經理人，都是一些真正在市場體系中磨練出來的人。「臺商」的意思是「臺籍企業主」。臺商延攬至中國協助自己經營事業的專業白領，則成為所謂的「臺幹」，也就是臺籍經理人。
轉往中國經營的大多數公司，跟臺灣眾多中小企業一樣，是代工業者。它們之所以決定離鄉背井，把生意搬到臺灣海峽另一岸，是因為國際顧客要求降低成本。國際品牌樂於延續與臺灣代工業者的關係，但關鍵在價格；對臺灣代工業者而言，經營成本的上升，把利潤壓縮到了臨界點。若有以更低成本提供相同產品的能力，臺商的存活和利潤的增加（至少短時間內）就都有希望了。
第一波臺灣投資人在中國創造出非常特別的商業模式。這種商業模式允許中國商品進入全球製造業網絡，但不允許中國企業進入上述網絡。漸漸的，個別中國公民爬上管理職，學到了這種商業模式。接著有人自己開業，或是把這份知識傳遞給其他中國本土企業。時日一久，臺商在一九八○年代晚期與一九九○年代引進中國的商業模式，其中許多特色也就逐漸為中國所吸收或者本土化。紅色供應鏈興起，就是這段學習歷程的直接結果。
臺商模式的關鍵特色之一是群聚模式（clustering），臺商企業傾向在中國某幾個省分與城市安家落戶就是這個模式的展現。當然，這些地區之所以吸引臺商，是因為經濟因素使然，像是鄰近港口與身處經濟特區。但他們也是為了成群結隊以求安全。最早的投資人偏好獨立廠房；他們租用設施，再從臺灣買來二手設備。但即使是獨立廠房，還是會設在彼此附近，因為臺商覺得這樣比較放心。 （相關報導： 宋濤掌台辦是臨時換將？矢板明夫示警台商：習近平要親自抓台灣問題了 ｜ 更多文章 ）
地方政府更強化了臺商這種喜歡就近照應的根深蒂固習性：那些成功吸引臺商的地方政府，往往大力支持這種策略，以得到更多臺商青睞。上海或許是臺籍居民最多的城市，但上海龐大的都市規模，使這些臺籍人口的經濟影響力隱而不顯。然而在幾座比較小的城市，像是昆山（上海以西約一小時車程，是數千家臺企的所在地）、廈門（跟臺灣本島距離最近的中國城市）與東莞（深圳外圍，離香港不遠），臺商則令當地的經濟與社會改頭換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