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新冠疫情對中國的傷害僅次於三年大饑荒，習近平會下「罪己詔」嗎？

真話是中國當下最稀缺的東西，尤其對習近平而言。他高高在上、坐在中南海的龍椅上，是聽不到周邊臣子的真心話的，所以，在去年底召開的中共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當習談到領導幹部的作風問題時，要求營造環境、創造條件，鼓勵基層幹部群眾講真話、講實話、講心裡話，我不認為他是在作秀。不過，如果只要領導幹部創造條件讓基層幹部群眾敢講真話，他顯然沒意識到，關鍵還不是領導幹部聽不到群眾的真話，而首先是高級幹部無人敢對他講真話、講實話、講心理話。

要讓群眾和官員敢講真話，下級直言不諱對上級諫言，其實也很簡單，習帶頭做表率，就三年抗疫的失敗像古代帝王一樣下「罪己詔」，自然群眾和基層官員乃至高級幹部會踴躍向各級領導以及他本人講真話和心理話，提意見和建議。

「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說到「罪己詔」，現代人不熟悉，但在古代卻也不稀奇，就是古代帝王為在施政中出現的重大錯誤或者天災向上天和百姓作的書面檢討。古人相信天人感應，認為如果帝王不管在私德還是公益方面犯了大錯，或出現大的災害，導致國家處於某種危險狀態，是需要向上天和百姓檢討的，以求得上天和百姓的原諒。所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想蒙混過關，上天在看著，百姓在看著，是賴不掉的。這構成了古代帝王的一種政治或責任倫理，即統治合法性所在。如果做了壞事推諉責任，會被視為重大的政治問題，喪失合法性，容易倒台。因此《左傳》說「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三千多年，從傳說中的夏禹和商湯，一直到民國袁世凱，據考證總共下過二百六十多份「罪己詔」，幾乎每個朝代都下過，有的皇帝下過幾次。這已成為一種機制。帝王之所以對自己的錯誤要下「罪己詔」，除了「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為自己博得一個好名聲，本質的原因在於，天下是他家的，無論治亂好壞，首要的、第一責任人，都是帝王本人，他統治這個國家。天下興旺，百姓安居樂業，是他治理有方，被後人讚譽為明君，寫入歷史，流芳百世；天下衰敗，百姓流離失所，是他治理無方，被後人罵為昏君，也寫入歷史，遺臭萬年。對於帝王來說，尤其那些有為的皇帝而言，肯定不願成為後者，有沒有「我死後哪管它洪水滔天」的帝王，有，但只是個別。在這樣一種倫理責任下，凡遇重大的天災人禍，帝王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責任，下「罪己詔」懲過。

當然，皇帝下「罪己詔」，到後來也流於形式，要表演給朝廷臣子和百姓看，像下《輪台罪己詔》的漢武帝一樣，真心悔過的皇帝很少。但即便是迫於壓力，下「罪己詔」的行為本身也表明在古代，帝王的責任倫理是真實存在的。此乃有人負責的政治倫理和無人負責的政治倫理的根本差別。

中共領導人沒有這樣的政治倫理

現在回到前面的問題，習會下「罪己詔」嗎？所有的人都會說不會，因為中共領導人沒有這樣的政治倫理。 （相關報導： 兵役延長恐怕也難填補台灣國防缺口！《金融時報》：遠遠無法應付實際所需 ｜ 更多文章 ）

中共號稱人民政權，一切以人民的利益為重，習在民主生活會上再次宣稱黨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它始終代表的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這個根本利益是有講究的，現實中的根本利益由誰來定義，為什麼是中共而不是別的政黨可以代表它，這些其實都經不起追索。也許中共會說，它和民主體制一樣，亦是人民授權的。70多年前中共帶領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就決定了它有資格統治中國，所謂打江山坐江山是也。然而即便按照中共的這個邏輯，由於授權方式的不同，它的統治也是有問題的。

民主體制通過定期選舉，政黨輪換的方式，人民把不喜歡的政黨和政治人物趕下台，把喜歡的政黨和政治人物選上台，雖然這一過程有一些毛病，但大體反映了真實的民意；中共通過戰爭的殘酷方式打敗國民黨，姑且算是贏得當時的民意，從人民那兒得到授權同意建立政權，但問題出在這之後，人民不可能無限期地授權你統治下去，總會有改變主意的時候，老一代人同意你統治，新一代人不願意你統治，可不管人民同意與否，現在中共就賴在寶座上不走，還用武力威脅讓人民閉嘴，裝出一副同意的樣子，事實上就把自己變成了一個皇帝。只不過過去的帝王一家一姓，家天下，如今這個皇帝姓黨，家天下變成黨天下。然而正是在這點上，中共還比不上古代的王朝。

大權獨攬，無人負責

前面講了，帝王要最終為王朝的命運負責，做錯了事要下「罪己詔」，黨皇帝和黨天下實際是沒有一個最終負責人。因為後者是個集合概念，名義上它有一個最高領導人，即黨主席或總書記，可實際上黨的最高領導人有時是個沒有黨職的其他人，因此出了問題就不能要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負責。古代帝王尤其在王朝晚期，經常也會大權旁落，最高權力會被外戚宦官篡奪，但外戚宦官奪得的是朝廷的治權，在國家的正統敘述即合法性上，皇帝依然是最終負責人，所以他要為王朝衰敗負最終之責。黨天下不同，即使沒有名義最高領導人和實際最高領導人不一的問題，由於它實行所謂集體領導制，做出決策行使權力的是黨中央，真要追責時，最高領導人很容易以此為藉口逃避責任，而如果要攬權，又很容易以此為由將權力集中在個人手上，從而造成權責的嚴重脫節，即大權獨攬，無人負責的局面。

中共的黨皇帝和黨天下同古代的皇帝和家天下的本質區別就在這兒，它沒有為自己的施政錯誤的最終責任承擔者，也即它嚴重缺乏責任倫理。這導致儘管有社會甚至黨內壓力，黨的最高領導人從來不會公開就自己的施政向民眾認錯道歉，最多是在內部會議上輕描淡寫地做個自我批評。

毛澤東並未對大饑荒的決策錯誤向全國人民認錯

毛三年大饑荒造成餓殍遍野、人相食的慘狀，連黨的二把手劉少奇都看不下去，認為將來要上史書的。但毛不以為然，雖然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迫於黨內壓力作了自我批評，但也是盡量淡化責任。毛並未對他在大饑荒中的決策錯誤向全國人民認錯。毛和他的那一代「戰友」雖然信奉馬列和階級鬥爭學說，但也接受了完整的舊學教育，是舊時代走向新時代的過渡人物，多少還保留了傳統儒家的一點政治責任倫理，所以在鄧小平當政下官方對文革和反右等錯誤，在黨的決議和教科書中還能記上一筆，批評毛。然而，等到社會主義下成長起來的一代「新人」執政，對中共建政70年尤其改革以來的40年犯下的一系列錯誤，避重就輕，或者乾脆把它視為禁區，也不許民間討論。習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後這種情形更嚴重，打通前後兩個三十年，對中共的錯誤統統不提，七十年歷史就是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的歷史。

三年新冠疫情對經濟的損害和民眾權利的踐踏以及對國家傷害的整體後果，可能僅次於三年大饑荒。這是在習「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下一手造成的，是他的動態清零政策帶來的惡政。可在官方的敘述中，雖然已經不見了抗疫的偉大勝利，但還是在粉飾太平，彷彿人間慘狀從來沒有發生過。相反，在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官方強調的依然是習的英明領導，是對他絕對權力的「兩個維護」和「兩個確立」。在七千人大會上，諸侯還敢對毛表示某種不滿，毛對他們的離心離德，尚且能夠自我批評，然而習對自己鑄下的大錯，採取的是不理不睬，橫豎不承認，品格比毛還下之，黨內大員連稍有不滿都不敢表達。 （相關報導： 兵役延長恐怕也難填補台灣國防缺口！《金融時報》：遠遠無法應付實際所需 ｜ 更多文章 ）

中共如今差不多從黨天下變成習天下，接近古代王朝的家天下，但是在習統治下的中共和習自己，完全沒有過去王朝和帝王的責任倫理意識。可見，歷史不總是在進步，中共政權實際不如中世紀的王朝政治。人們需要看清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