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雨鍾專文：無根困境、中東歐的泛運動與無國者─《極權主義的起源》導讀

分析至此，我們可以將本書三部分的關係重新理解為：催化劑的調製→各元素的匯集→極權結構的出現。下面我們再對這背後的論述線索，稍微做一點整理。

可以說，貫穿「反猶主義」與「帝國主義」兩部分的客觀歷史線索，實為歐洲民族國家系統的衰敗，而在猶太人處境與四大極權元素背後的深層結構則是「無根」（rootlessness）。鄂蘭式的「無根」跟通常的理解有所不同，它主要指人們未能在相對固定的空間裡建立起共同世界，並在其中擁有自己的位置。民族國家結構本是為「扎根」提供條件的重要基礎，然而當殖民強權不安於扎根，試圖利用失根而多餘的暴民來向外擴張時，就跟種族主義經驗一拍即合；在鄂蘭的界定中，種族主義恰恰也是無根的，因為「根」不應該扎在血緣妄想之中，而是應該扎在人力構建的共同世界當中。而長期失根、沒有自身國家的猶太人，則在失去民族國家保護的過程中，有意無意地陷入種族幻想，甚至迎合了猶太人祕密掌控世界的陰謀論傳說，因此本就無根的猶太人就這樣成為了匯聚各大元素的催化劑。

不過與這種無根的種族幻想直接呼應的，不是第五章到第七章所分析的海外帝國主義，而是第八章所討論的大陸帝國主義。大陸帝國主義主要發生在奧地利（別忘了希特勒可是奧地利人）與俄羅斯，分別發展為泛日耳曼運動與泛斯拉夫運動，實際上，它們正是極權主義的直系先驅。

作為海外帝國主義在歐洲內陸的對應物，大陸帝國主義吸納了全部四種極權元素，發展出所謂的部落民族主義（tribal nationalism），部落民族主義實為一種無根的種族意識形態，它以充滿偽神秘主義色彩的語言，宣稱本民族的神聖受選性。弔詭的是，這種以大型母國（德國與俄羅斯）為依託的部落民族主義，又恰恰是對前述猶太種族幻想的一種摹仿，只是前者更能夠以現實的廣大國土為基礎，積極尋求向外擴張，渴望把所有被認定為血緣同胞的人民都納入統治。

在中、東歐蔓延的大陸帝國主義的另一面，則是第九章分析的民族國家衰亡與人權終結。貫穿第一、第二部分的民族國家衰敗過程，終究在第九章迎來頂點，其標誌不僅僅是外在制度上的崩解，更是內在理念的挫敗，這就是由難民與無國者現象所引發的人權理念的終結，而人權終結的原因，又正是無根的徹底化。

如果說第八章的主角是中、東歐未能形成正常民族國家的大國，那麼第九章的主角則是同地域中未能形成正常民族國家的小民族。從歷史條件來說，第九章緊承第八章的線索，且已邁入二十世紀。正是俄羅斯（帝俄）與奧地利（奧匈）這兩大傳統多民族帝國在一戰後的崩解，催生了其治下各少數民族獨立建國的浪潮。然而由於各少數民族建立的國家仍然不可能完全由單一民族構成，因此其境內少數族裔的處境就比以往在帝國統治之下還更為艱困，因為小民族新建的民族國家具有更強烈的民族同質性要求。在此狀況下，大批少數族裔流離境外，成為無國難民，但各國根本不想將他們置於國內法律保護之下，於是無國者就淪落法外，成為警察暴力的對象。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當倫敦橋倒塌，並不是每個人都難過 ｜ 更多文章 ）

在經過上述現象分析之後，鄂蘭提出了或許是本書最震撼、最影響深遠的一項主張，就是導致現代難民困境的，恰恰是高舉天賦人權的人權宣言。缺乏國家法律保護的難民，看起來是人權最典型的保護對象，然而事實證明他們根本毫無權利可言。原因在於，人權宣言主張人的天賦權利只能源自於人（Man）自身，而非任何具體法律制度，然而這種過於抽象的權利來源最終滑坡為民族／國民的權利，反而剝奪了早先較有彈性的保障空間。因此，在整個世界都變成要以民族歸屬來確認權利主體的狀況下，一個人一旦離開了家鄉、祖國，就變得無家可歸，不再有任何地方能夠接納他，從而實現了最徹底的無根。

在此基礎上，鄂蘭反向提出了一個著名的概念，亦即「擁有權利的權利」（the right to have rights），也就是說，一個人唯有從屬於一個共同體，從而擁有了發聲與行動的位置，才能夠真正擁有人權，而不是因為擁有天賦人權而有權發聲。實際上，這也是對於「反猶主義」部分的一個回應，猶太人長期依附於各個國家的政治體之中，自以為可以永久享受特權，到頭來卻成為最典型的無權利者，成為集中營的第一批實驗對象。

第九章就算不是本書最深刻的一章，也是最常被當代學界討論的章節。因為本章分析的難民問題與人權困境，顯然仍在當今世界一再重演，與鄂蘭的時代並沒有太大的差別。而鄂蘭所提出的「擁有權利的權利」，實際上也已經預示了她後來在《人的條件》中會予以充分論述的正面出路。

除了具有最明顯當代性的第九章外，前面其餘八個章節都各有其當代意義。比如，從近期發生的烏克蘭戰爭來看，第八章分析的大陸帝國主義無疑已成為當代世界極為現實的威脅，而近年來在性別議題、種族議題上發生的「反挫」現象，似乎也能在第三章社會反猶主義所揭示的悖論結構中找到迴響。甚至一些二十一世紀已不再可能發生的現象，比如鄂蘭在第七章分析的殖民種族經驗，讀起來也具有驚人的衝擊性。

究其原因，鄂蘭對於各種歷史經驗的反思，每每觸碰到了人類在共同生活中無法超克、一再重複的行為結構，因此就算不會再以完全相同的具體形態發生，也能夠讓我們覺得醍醐灌頂、恍如今日。

極權統治與孤棄經驗：我們時代的深淵

當民族國家系統最終崩解，無根之民到處流亡，通向極權的道路也就鋪展開來了。今天所見的「極權主義」部分有四個章節：〈無階級社會〉、〈極權運動〉、〈極權掌權〉、〈意識形態與恐怖〉。如前所述，「極權主義」與「反猶主義」、「帝國主義」之間存在著某種斷裂，實際上在「極權」四章之間也存在著某種斷裂，因為本書第一版於一九五一年出版之後，鄂蘭才在一九五三年左右寫出了最後一章，並在一九五八年的第二版中添入。換言之，前三章已構成了〈極權主義〉部分的原本完整面貌，而第四章則是數年後補寫增添的，可謂是對極權主義的理論性總結。

這種時間先後順序並非無關緊要，因為鄂蘭在完成本書初版之後，已開始因為蘇聯的緣故，開始思考所謂馬克思主義中的極權元素，進而對整個西方政治思想傳統進行重新思考，這些新的方向可以在新寫的最後一章中看到明顯跡象。1

這其中有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如果我們想要知道鄂蘭究竟提出了什麼樣的極權「理論」，很可能會直接閱讀最後一章而後快。不過最後一章固然極具理論價值，但是只有放回到它與「極權」前三章的關係當中，才能夠真正理解其現實意義，不然的話，我們雖不至於是買櫝還珠，卻也只取走了一小半珍珠。下面筆者提出一個三層次的架構，來說明這種關係。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當倫敦橋倒塌，並不是每個人都難過 ｜ 更多文章 ）

且讓我們先跳過前三章，看一看最具理論性的最後一章到底講了什麼。先前說過，鄂蘭在寫這一章之前已開始關注西方政治思想傳統，因此我們在其中可以很明顯感受到她是在這一傳統的架構下來重新對極權進行理論反思。最直接的跡象就是她直接參照了孟德斯鳩的政體論，來建立本章的分析架構，也就是說，鄂蘭認為極權政體也跟暴政、共和制、君主制等傳統政體一樣，具有其政府本質、行動原則以及基本生活經驗這三種要素。

必須強調的是，鄂蘭一開始就提出，極權政體乃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現象，因此參照傳統政體的分析方式，乃是為了辨認這種全新的政體。極權政體的新穎之處在於，它打破了守法與不守法的二分架構，將政府運作原則直接繫諸（大寫）自然（Nature）或歷史（History）的法則。實現這種更高法則的方式就是「全面恐怖」，鄂蘭認為「全面恐怖」就是極權政體的本質。「全面恐怖」的要旨在於，它要掃蕩的是阻擋自然或歷史法則的「客觀敵人」，而非有任何具體罪行或反抗行為的敵人，它不是有特定對象可循的恐怖威嚇，而是無處不在、無人可逃的「全面」恐怖。通過「全面恐怖」，極權政府得以將具有複數多樣性的眾人（men），密實捆綁成單一之人（One Man）。

與此同時，鄂蘭認為在最完善的極權統治達成之前，極權政府除了「全面恐怖」外，還需要為被統治者提供某種行為原則，以便讓他們配合極權統治，這種原則就是意識形態的內在邏輯性。值得注意的是，這不等同於意識形態的觀念內容，而是指向其中的邏輯性，是具有嚴密一致性的演繹過程；邏輯的強制性在此扮演的不是消極性的避免矛盾，而是積極性地消滅矛盾，是強迫極權臣民們自發性地去抹除不符合邏輯的現實，從而讓邏輯的一貫性得以維持。

最終，在全面恐怖與意識形態邏輯性之下，鄂蘭進一步探問極權統治背後的具體人類經驗為何，她給出的答案是「孤棄」（loneliness）。1 「孤棄」不同於「孤立」（isolation），也不同於「孤獨」（solitude）。「孤立」對應的是暴政，是眾人被外力切斷了相互聯繫的機制，無法共同行動，然而「孤棄」則是連一個人默默創作的行為都不再可能，他與整個人類世界（不單包括他人還包括物）的關係完全被切斷。「孤獨」對應的是哲人的思考活動，思想唯有在獨處的狀態下，才能藉由自我對話的方式展開，然而「孤棄」則是連可以與之對話的自我都喪失了，他完全陷入無聲的原子化狀態之中。

鄂蘭認為，這種孤棄狀態已在現代社會中，開始成為一種大眾日常經驗。正是在這種「孤棄」的狀態下，人們才會迫不及待地要擁抱意識形態的邏輯性，以獲得某種虛假的固定位置，並臣服於全面恐怖的統治，毫無抵抗意志。

順著對極權政府本質的追問，鄂蘭似乎最終觸及了更為普遍的現代處境，從而也使這一極權理論有了更為寬廣的理論意義。不時陷入空虛寂寞的當代人，多少都能在鄂蘭的描述中找到一些與自身經驗呼應的影子。然而筆者要提出的是，雖然就理論架構來看，上述三個面向似乎處於一種平行相應的關係，但是就實踐層面來說，卻並非如此，換言之，我們不能僅僅因為在上述各面向中發現一點呼應之處，就妄稱極權已經再現。實際上，我們如果將上述政府本質、行動原則、基本經驗這三個面向，轉換成三個更寬泛的說法，就會發現它們實際上對應著「極權」前三章，這就是：民眾基礎、虛構邏輯與統治方式。筆者姑且稱之為極權三層次。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當倫敦橋倒塌，並不是每個人都難過 ｜ 更多文章 ）

首先，第十章〈無階級社會〉的核心主角正是大眾人，也就是「孤棄」經驗的擁有者，它在理論探討上是最後一個環節，而在形成極權政體的實踐層次上卻最為初始。大眾與暴民不同，他不像後者那樣具有暴力性與進取心，而是看似中立的政治冷感者。在冷感背後則是一種孤立無助的原子化狀態，這種狀態讓人對各種政黨主張漠不關心，卻甘心拋下一切，響應意識形態動員，成為運動的一份子。可以說，大眾正是支持極權運動的最主要的民眾基礎。

第十一章〈極權運動〉的兩大元素宣傳與組織，實為一體兩面，它們皆是極權運動在其支配力所未逮的地方，對民眾進行動員的手段，而這兩者的核心實際上就是虛構。宣傳的要點在於它總是針對某個外部世界，旨在維持極權運動內部虛構世界的一貫性。然而宣傳的真正目的或實質，則是組織。鄂蘭令人驚嘆地將極權運動劃分成由五種人組成的洋蔥式結構：同路人、普通黨員、菁英黨員、高層小圈子、領導人。這五個層次，越往裡面就越遠離現實世界，也越是不會輕信那些欺騙一般民眾的宣傳內容，而他們實際相信的內容也越是「高級」、越是「核心」。1

這種洋蔥式組織結構的關鍵在於，在任意兩個層次的群體中間都形成了一道保護極權世界的保護牆，於是通過這一層層的深入，極權世界與非極權世界之間的鴻溝就被逐漸弭平了，極權運動的巨大虛構也得以維繫。

第十二章〈極權掌權〉是全書最龐大的一章，它的標題直接告訴我們，它討論的正是極權獲得實際統治權力之後的運作方式。它所要首先面對的問題就是，極權運動掌權之後，要如何在接管既有國家機器的狀況下繼續維持不斷「運動」的激進特質。其方法是通過機構的多重疊加，讓人們永遠搞不清楚真正的權力中心所在，進而只能服從出自領導人意志的絕對權力。

繼而祕密警察則是極權統治的實質權力機構，我們也可以說它正是執行全面恐怖、貫徹意識形態邏輯性的主要力量。著名的「客觀敵人」概念就出自這裡。所謂「客觀敵人」不再是依據「犯罪嫌疑」來抓捕罪犯，而是根據邏輯推測出「犯罪可能」，而這種可能又會依據客觀形勢而不斷產生新的類型，抓捕更多的人。祕密警察的徹底之處在於，它不僅會讓被抓捕者生死不明，甚至還要徹底從倖存者世界的記憶裡抹除這個人，彷彿他從來不曾存在過一般。

鄂蘭在〈極權掌權〉的最後部分探討集中營現象，並令人震驚地提出集中營才是極權支配的真正核心。這乍聽起來並不容易理解，因為集中營的存在畢竟是非常祕密的事情，它似乎跟對大部分民眾的支配統治並無直接關聯。然而在鄂蘭筆下，集中營是一種實驗室，是對終極的全面支配狀態的預演測驗；在與世隔絕的集中營世界中，人變成活死人，不單單喪失了法律人格、道德人格，甚至連最基本的人類個體性都喪失殆盡，於是任何屬於人類的自發性行為都不再可能，剩下的是一種與任何動物都毫無區別的人類物種。在此我們看到，活死人隱然呼應著最後一章的孤棄大眾，所謂個體性的喪失正是喪失自我的極端化，只是兩者之間仍然隔著極權從運動到掌權的一連串實踐操作。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當倫敦橋倒塌，並不是每個人都難過 ｜ 更多文章 ）

進一步來說，如果我們再將活死人、孤棄大眾與第九章的無國之人聯繫起來，那麼鄂蘭的思路就更為清晰了。顯然，無根、無權利且處在警察統治之下的無國者，正是活死人的預備，而唯有通過集中營那極端非人的實驗操作，我們才真正理解了現代大眾孤棄狀態的危險之處。如果再往前回溯一步的話，那麼「反猶主義」部分的猶太人，正是這三者的先祖。在鄂蘭看來，猶太人最大的錯誤，就是未能建立自己的政治共同體，妄想以特殊、乃至特權的身份依附於主流社會。這一錯誤乍看起來無傷大雅，然而眨眼間的風雲變幻，就會讓猶太人淪落為最典型的無國、無權利者，最後成為集中營中最慘烈的受害者。猶太人最終幾乎在歐洲滅絕，而他們的無根魔咒則迴盪在現代大眾的孤棄深淵之中。

不過在這一步步走向深淵的過程中，鄂蘭仍為我們保留了希望的火種。鄂蘭絕不是悲觀主義式的現代性批判者。在全書最後一段提到的新生與新開端，實際上跟本書在追溯歷史時的不連貫「缺陷」是同一件事情。極權的出現，並非必然，它是從反猶主義到帝國主義的一連串鬆散環節所鋪成的，甚至若十九世紀猶太人的選擇稍有不同，後來的情形也可能也會大不一樣；而極權要維持自身，也必須不斷撲滅那不斷來到這世界的新生，不斷維持懸浮在現實之上的龐大虛構。只要我們仍對與他人的溝通懷抱信心，愛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那麼極權的火焰也並不那麼容易蔓延起來。

筆者最後希望再提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在本書最後一章提出的「普遍理論」中，最「普遍」的可謂就是大眾孤棄經驗的分析。由於這種孤棄／寂寞經驗，幾乎構成了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徵，也很容易讓我們感同身受，因此我們也很容易將極權視為與現代社會根本共生的事物，進而將鄂蘭的極權分析視為一種現代性批判。更有甚者，既然極權的基本經驗潛藏在現代社會本身中，那麼無論是民主或非民主國家，都隨時可能出現極權的危險，極權甚至是一種無處不在的誘惑。

然而這種在當代批判理論中頗為流行的想法，恐怕偏離了鄂蘭真正的立場了。鄂蘭在本書中一再描述的是在實踐層面真實發生的經驗，而非理論上的潛在可能性。極權不是一種觀念、一種學說，而是要實際經過一個個步驟才得以建立的統治體制。因此當我們將目光望向現實世界時，有些政體是否極權，或哪些政體更接近極權，都是有明確事實性依據可討論的問題，絕非深奧弔詭的哲人玄思。

在這個理論困窘的時代，現實往往讓理論錯愕，讓「左」、「右」判準失效，而「深刻」的理論，有時反而「深刻」地脫離了現實。因此我們不應該讓理論預先為我們構造出判斷對象，而是應該回到經驗本身，讓經驗解放我們的判斷能力。鄂蘭這本書正是幫助我們正視自身真實經驗的最佳讀物。

1 Canovan 就明確主張，要將最後一章與前面各章分成兩個階段來理解；而在Roy T. Tsao 的三階段說中，第三階段也正是鄂蘭寫作最後一章的時候。

1 該詞的舊譯「寂寞」或許是個較直觀的語詞，筆者在本書正文的譯註中已說明了採取這一新譯的理由。

1 實際上，在極權運動組織的這個五個層次中，也存在筆者所提出的「極權三層次」的微型結構，最外層的同路人基本上對應構成廣大民眾基礎的大眾，而菁英黨員的特質正是脫離經驗，完全按照意識形態邏輯來行使，至於最核心的領導人及高層圈子則是極權統治的實際運作者。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當倫敦橋倒塌，並不是每個人都難過 ｜ 更多文章 ）

＊本文取自《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本書導讀的作者李雨鍾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後研究員。本書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響，也奠定漢娜無可撼動的大思想家地位，這也是國內首次出版完整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