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時間先後順序並非無關緊要，因為鄂蘭在完成本書初版之後，已開始因為蘇聯的緣故，開始思考所謂馬克思主義中的極權元素，進而對整個西方政治思想傳統進行重新思考，這些新的方向可以在新寫的最後一章中看到明顯跡象。1
這其中有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如果我們想要知道鄂蘭究竟提出了什麼樣的極權「理論」，很可能會直接閱讀最後一章而後快。不過最後一章固然極具理論價值，但是只有放回到它與「極權」前三章的關係當中，才能夠真正理解其現實意義，不然的話，我們雖不至於是買櫝還珠，卻也只取走了一小半珍珠。下面筆者提出一個三層次的架構，來說明這種關係。
且讓我們先跳過前三章，看一看最具理論性的最後一章到底講了什麼。先前說過，鄂蘭在寫這一章之前已開始關注西方政治思想傳統，因此我們在其中可以很明顯感受到她是在這一傳統的架構下來重新對極權進行理論反思。最直接的跡象就是她直接參照了孟德斯鳩的政體論，來建立本章的分析架構，也就是說，鄂蘭認為極權政體也跟暴政、共和制、君主制等傳統政體一樣，具有其政府本質、行動原則以及基本生活經驗這三種要素。
必須強調的是，鄂蘭一開始就提出，極權政體乃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現象，因此參照傳統政體的分析方式，乃是為了辨認這種全新的政體。極權政體的新穎之處在於，它打破了守法與不守法的二分架構，將政府運作原則直接繫諸（大寫）自然（Nature）或歷史（History）的法則。實現這種更高法則的方式就是「全面恐怖」，鄂蘭認為「全面恐怖」就是極權政體的本質。「全面恐怖」的要旨在於，它要掃蕩的是阻擋自然或歷史法則的「客觀敵人」，而非有任何具體罪行或反抗行為的敵人，它不是有特定對象可循的恐怖威嚇，而是無處不在、無人可逃的「全面」恐怖。通過「全面恐怖」，極權政府得以將具有複數多樣性的眾人（men），密實捆綁成單一之人（One Man）。
與此同時，鄂蘭認為在最完善的極權統治達成之前，極權政府除了「全面恐怖」外，還需要為被統治者提供某種行為原則，以便讓他們配合極權統治，這種原則就是意識形態的內在邏輯性。值得注意的是，這不等同於意識形態的觀念內容，而是指向其中的邏輯性，是具有嚴密一致性的演繹過程；邏輯的強制性在此扮演的不是消極性的避免矛盾，而是積極性地消滅矛盾，是強迫極權臣民們自發性地去抹除不符合邏輯的現實，從而讓邏輯的一貫性得以維持。
最終，在全面恐怖與意識形態邏輯性之下，鄂蘭進一步探問極權統治背後的具體人類經驗為何，她給出的答案是「孤棄」（loneliness）。1 「孤棄」不同於「孤立」（isolation），也不同於「孤獨」（solitude）。「孤立」對應的是暴政，是眾人被外力切斷了相互聯繫的機制，無法共同行動，然而「孤棄」則是連一個人默默創作的行為都不再可能，他與整個人類世界（不單包括他人還包括物）的關係完全被切斷。「孤獨」對應的是哲人的思考活動，思想唯有在獨處的狀態下，才能藉由自我對話的方式展開，然而「孤棄」則是連可以與之對話的自我都喪失了，他完全陷入無聲的原子化狀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