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而祕密警察則是極權統治的實質權力機構，我們也可以說它正是執行全面恐怖、貫徹意識形態邏輯性的主要力量。著名的「客觀敵人」概念就出自這裡。所謂「客觀敵人」不再是依據「犯罪嫌疑」來抓捕罪犯，而是根據邏輯推測出「犯罪可能」，而這種可能又會依據客觀形勢而不斷產生新的類型，抓捕更多的人。祕密警察的徹底之處在於，它不僅會讓被抓捕者生死不明，甚至還要徹底從倖存者世界的記憶裡抹除這個人，彷彿他從來不曾存在過一般。
鄂蘭在〈極權掌權〉的最後部分探討集中營現象，並令人震驚地提出集中營才是極權支配的真正核心。這乍聽起來並不容易理解，因為集中營的存在畢竟是非常祕密的事情，它似乎跟對大部分民眾的支配統治並無直接關聯。然而在鄂蘭筆下，集中營是一種實驗室，是對終極的全面支配狀態的預演測驗；在與世隔絕的集中營世界中，人變成活死人，不單單喪失了法律人格、道德人格，甚至連最基本的人類個體性都喪失殆盡，於是任何屬於人類的自發性行為都不再可能，剩下的是一種與任何動物都毫無區別的人類物種。在此我們看到，活死人隱然呼應著最後一章的孤棄大眾，所謂個體性的喪失正是喪失自我的極端化，只是兩者之間仍然隔著極權從運動到掌權的一連串實踐操作。
進一步來說，如果我們再將活死人、孤棄大眾與第九章的無國之人聯繫起來，那麼鄂蘭的思路就更為清晰了。顯然，無根、無權利且處在警察統治之下的無國者，正是活死人的預備，而唯有通過集中營那極端非人的實驗操作，我們才真正理解了現代大眾孤棄狀態的危險之處。如果再往前回溯一步的話，那麼「反猶主義」部分的猶太人，正是這三者的先祖。在鄂蘭看來，猶太人最大的錯誤，就是未能建立自己的政治共同體，妄想以特殊、乃至特權的身份依附於主流社會。這一錯誤乍看起來無傷大雅，然而眨眼間的風雲變幻，就會讓猶太人淪落為最典型的無國、無權利者，最後成為集中營中最慘烈的受害者。猶太人最終幾乎在歐洲滅絕，而他們的無根魔咒則迴盪在現代大眾的孤棄深淵之中。
不過在這一步步走向深淵的過程中，鄂蘭仍為我們保留了希望的火種。鄂蘭絕不是悲觀主義式的現代性批判者。在全書最後一段提到的新生與新開端，實際上跟本書在追溯歷史時的不連貫「缺陷」是同一件事情。極權的出現，並非必然，它是從反猶主義到帝國主義的一連串鬆散環節所鋪成的，甚至若十九世紀猶太人的選擇稍有不同，後來的情形也可能也會大不一樣；而極權要維持自身，也必須不斷撲滅那不斷來到這世界的新生，不斷維持懸浮在現實之上的龐大虛構。只要我們仍對與他人的溝通懷抱信心，愛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那麼極權的火焰也並不那麼容易蔓延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