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政治解局：克制並引誘對手流血？
熟悉米氏早前論點的讀者想必知道，強調國際體系之無政府特徵的結構現實主義，是攻勢現實主義的理論地基，而結構的另一特徵是功能不分化的相似單元（like unit）。這事實上是一種國家原子論。難怪米氏一方面支持亞里斯多德「人是社會的動物」，卻傾向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假說，認為國家「意圖」不可知下會恐懼（fear）盛行，武裝的國家隨時會使用非和平手段擴大權力，所以自由霸權並不比威權強國更吝於運用政變顛覆與滲透分化的手段，以至於「民主和平」與「國際社會」都是無意義的概念。一戰時的德國普選權比英國普遍，十九世紀南北戰爭時「兩個美國」都非不民主，戰後民主國家間的和平完全可以改用「霸權穩定」或「資本和平」來解釋。當然，任何論證都非天衣無縫；就如米氏引述美國政治思想家施特勞斯所言，「不要對掌握真理樂觀」。他還認同英國經驗主義者休謨（David Hume）說的，「理性經常只是合理化情感得到的答案」。那米氏自己又何能例外？
不過，關心米氏二十年前早已預言的美中激烈競爭下台海危局怎麼辦的讀者，不妨還是要用理性從《大幻象》中摸索。筆者從本書中至少看到兩種場景：自由霸權在脆弱感與優越感的矛盾下造成美中台三輸，以及大國最佳策略是非常克制（restraint）並「引誘對手大國流血」（baiting and bleeding）。不管誰輸最多，對最弱一方重要嗎？有沒有第三條路？從《大幻象》不太好說清。但至少從本書我們知道，進步自由主義只是自由主義的一種，它有自身的邏輯和限制。同時，我們也要冷靜自覺地面對民族主義的脈動。這些應該是在體系無政府與地緣戰略斷層線上，所有行為者確保生存的最後底線。
＊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本文選自《大幻象：自由主義之夢與國際政治現實》（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