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自由主義雖特別出彩，《大幻象》指出兩個它違反人性論的核心信念：原子論式的個人主義（atomic individualism）；與這種「個人」非黑即白、善惡二元的「天賦權利」──有之即善，無之即惡。米氏上溯到希臘羅馬的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下探到柏克（Edmund Burke）、黑格爾（Georg Hegel）與施特勞斯（Leo Strauss）哲學，發現原子化個人主義絕非思想史與世界史之普世代表，甚至也非自由民主制度唯一適用的思想體系，而僅是思想史上的一種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反而看似特殊主義、因地理與歷史因素造就的頑強的民族主義，至少從近代起是普世的現象。筆者借用國際關係英國學派先驅懷特（Martin Wight）的看法可說，進步派只是多堅持了財產權一項，其他在米氏看來簡直與馬克思共產主義差異無幾──謳歌自由絕不等於支持寬容，都是自我中心地想在無政府世界改造他國的「革命主義」。
進步自由主義的屏障：民族國家與地緣政治
原子論的個人主義在近代的興起，若採用米氏也頗為推崇的德國社會學者韋伯（Max Weber）的學說，自有其宗教的獨特因素。米氏頗節制地稱「不打算評價天主教或新教孰為正道」，就好像他不打算參加哲學界「至善」（good life）為何的辯論，因為那就像是韋伯詛咒過的「諸神對抗」，功利派與權宜派都不會想參戰。但擁抱原子論個人主義的進步主義在國際關係碰壁，米氏認為是因為人是具有部落性的社會存在，部落性會形成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所說的區分「我者」與「他者」的文化。人雖確實具有「工具理性」的共性，但在「價值理性」上難以跨越的最大「文化我者」即是「民族」。有共同想像的民族因為資源獨占與心理歸屬感需要等因素，極為抗拒他者干涉；在近代歐洲君主制沒落後，順勢與君主旁落的主權結合，形成了民族國家（nation state）。
《大幻象》與《大國政治的悲劇》最大的差異，就是以「民族」為國家畫龍點睛，同時也為國家的擴張設下天塹。民族國家是人的價值理性能運作的最大極限，國家之上只能用工具理性，也就是追求生存與權力的現實主義原則，在國際體系結構中運籌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很難用價值理性去教化。而且就算是工具理性，也不是掌握槍砲就可「用實力說話」。米氏搬出《大國政治的悲劇》的地緣政治論，認為太平洋夠大，限制了任何國家擴張的極限。想逾越理性推銷進步自由主義，很容易變質為損人不利己的「自由軍國主義」（liberal militar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