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到台灣，碰上網球好友陳奇珍和一些朋友，於是去了陳奇珍的大厝，試著演出《終身大事》。受到好評鼓舞的他，秉持著藝術信念，繼續排練，隔年再加演幾齣不同的劇目。而新加入的陣容更為堅強，有王井泉、歐劍窓、詹天馬等人，都是當時一流的人選。而在台北的演出選在新舞臺戲院，更讓戲劇予人不同的觀感。
1926年春假，星光演劇赴宜蘭公演五場，場場爆滿，純樸的觀眾未曾看過新劇，當演到生離死別之時，臺上臺下哭成一片，手帕亂飛。看到新劇演出大受歡迎，文化協會也與他們結合，將新劇變成文化啟蒙的最佳傳媒。特別是以戲劇的演出內容，來反諷政治現實，而人物來嘲諷日本警察，更是引起觀眾的熱烈反映。人們於是以「文化劇」稱之。然而此舉必然引起日本官方的注意，遂開始要求劇本在演出前要送審。但新劇演出的特別即在於即興的現場反諷，若要照台詞背下去，戲劇的張力就變弱了。此時張維賢只能以藝術為本位，要求演員精準的排練。
由於思想的成熟，張維賢與日本無政府主義者稻桓藤兵衛過從漸密，後來就與稻桓等人組成了「孤魂聯盟」。他為孤魂聯盟寫的宣言中：「孤魂是活在世間孤苦伶仃，死後無人理睬的可憐靈魂。這些孤魂的悲劇，恰似我們無產階級的農民痛苦生活，可憐之情，令人寒心。因此我們在此組織孤魂聯盟，目的是要發動無政府主義運動，為展開光明的前途而奮鬥。」
隨後台灣的「孤魂聯盟」即與日本的無政府主義打通關節，與台灣農民組合、台灣勞工運動團體串連，形成結盟之勢。日本殖民政府感到威脅，遂大舉搜查星光演劇和聯盟的本部，將相關人員加以逮補拘留。雖然因無證據而釋放，但聯盟中的戲劇工作者已星散了。
1928年，他對台灣的政治環境感到失望，便赴東京的築地小劇場學習。此時築地小劇場正因激進化分裂為自由主義與普羅演劇兩派，張維賢一方面學習演劇，一方面參加日本黑色青年（無政府主義）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反抗運動。他立志學習戲劇的目的，依他的自述，是要揭穿「日本帝國主義的糖衣」。
1930年他學畢回到故鄉，開始組織「民烽演劇研究會」，宣言裡寫著：「如何諒解並關注整體人生問題，並揭露那御用藝術的黑暗，仍是我們努力以赴的目標。」同時也擔任無政府主義勞工團體的指導。
然而隨著日本殖民政府對反抗運動的鎮壓，張維賢的空間愈來愈小。他雖然堅持藝術性而在戲劇的訓練與劇場的設計上有重大突破，獲得民眾肯定，但由於日本軍國主義抬頭，進步的學者與作家陸續被逮捕，張維賢唯有遠走他鄉。1933年，他決定赴上海尋找機遇。可惜大陸也一樣陷入戰火，他只能沉寂以歸，回到台灣，在日本軍國主義的壓制下沉默而生。
我們且回到文化協會初成立時的狀況吧。文化啟蒙運動裡，最多的是文化演講。以《台灣民報》做為協會宣傳工具，在台北、新竹、台中、員林、台南等地設立十餘處讀報社，透過讀報宣傳新知和理念，並四處舉辦演講，並成立文化書局、文化劇團，也舉辦各種有關歷史、法律、衛生等短期或長期的講習會，進行文化演講會。
另外自1924年起，文化協會也趁暑假時舉辦名為「夏季學校」的夏令營，由身為總理的林獻堂熱心提供自家大宅院做為教室和宿舍。
依據統計，1925、1926年中的聽眾即達二十三萬人之多。
文化下鄉的啟蒙運動，以及散布在南北各地的文化協會會員，帶動起一股反抗的動力。但文化協會一開始已自我設定為文化團體，不涉及政治，蔣渭水曾如此向日本當局保證，林獻堂與蔡培火等知識分子也如此認知。但被啟蒙的群眾隨著現實的認知，思想的轉變，日漸的覺醒。覺醒的思想又化為力量，互相集結，彷彿必欲採取行動，才能解決內心的無力感一般。
一場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已經在台灣醞釀，只等著一陣偶發的火花，點燃民眾憤怒的火藥庫。
那，就是農民運動。
＊作者為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有溫度的台灣史》（南方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