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2月11日，東京火車站的上空，一架Hispano飛機在天空中盤旋，不久，機身斜斜旋轉，向下降低高度，在東京鬧區的上方。突然，從飛機的側翼，飄下幾萬張的紙片。紙片跟著飛機飄呀飄，像下雪。
二月的東京雖然冷，但這一天沒下雪，東京人有點訝異的撿起紙片一看，原來那是一張傳單。傳單上寫著：「台灣人三十年來，呻吟於專制政治統治之下，備嚐塗炭之苦，專制政治不但違背人道，而且違背立憲精神…！」哦，台灣，那日本的南方殖民地……。站在東京車站的日本人可能在心中說。
然而，真正興奮的是台灣議會請願團的成員和三百多個台灣「新民會」和「青年會」的成員，包括了蔣渭水、蔡培火、陳逢源等人。他們剛剛從東京火車站下車，帶著請願書，要來東京面陳議會請願書給日本國會議員。大家齊聚在火車站前，一邊散發傳單，一邊唱著議會請願歌：「世界平和新紀元，歐風美雨，思想波瀾，自由平等重人權，警鐘敲動，強暴推 ，人類莫相殘，慶同歡，看、看、看、美麗台灣，看、看、看、崇高玉山。」
他們愈唱愈熱血，覺得議會請願有希望了。這時，天空中飄下雪花般的傳單，他們抬頭上望，只見一架飛機，像灑花般，不斷飄下傳單。受到如此鼓舞，他們更大聲的唱著：「神聖故鄉可愛哉，天然寶庫，香稻良材，先民血汗掙得來，生聚教訓，我們應該，整頓共安排，漫疑猜，開、開、開、荊棘草萊，開、開、開、文化人才。」
開著飛機幫「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在東京上空撒傳單的飛行員，名叫謝文達，生於1901年，台中豐原烏牛欄庄人。1917年，他目睹美國飛行家亞瑟．史密斯（Arthur Roy Smith）在台中練兵場表演飛行特技，神為之迷，心嚮往之，即矢志投身航空。台中一中第一屆（1919）畢業後，在台中一中校長田川辰一支持下，取得父母諒解且家境還富裕，赴日進千葉縣津田沼海岸的「伊藤飛行學校」學習飛行技術，以優異成績畢業。
1920年8月2日，他參加由「日本帝國飛行協會」在東京洲崎舉行的民間飛行競技大會，駕駛伊藤式惠美五號機，以高度1,400公尺、速度120公里，榮獲三等獎賞。9月返台，台灣各界展開英雄式的盛會，迎接這位「台灣第一位飛行員」。
10月17日，他選擇了在家鄉的台中練兵場做表演第一站，共飛行41分鐘，這是第一次台灣人在自己的鄉土天空飛行，當時被稱為「島人航空始祖」。第二站北上，10月30、31日連續兩天，在台北練兵場（今青年公園），分別做了19分鐘及18分鐘的表演。
知道台灣人有飛行員，所有民眾都興奮極了。連台北醫學校和師範學校（後來的師範大學）的學生，都拋開一直以來互相較勁的心結，一起到青年公園觀看飛行表演。蔣渭水等人以歡迎會名義，成功匯集了全台各校學生於台北醫學校，產生思想交流與聯結。
台北醫學校的四年級學生李應章那一年二十四歲，課餘常讀大杉榮、山川均等左翼思想著作，受到五四運動影響，閱讀《新青年》等進步刊物。他參觀了那一場飛行表演後，內心深有感觸，認為台灣人不應甘於殖民統治，做一個二等公民，只要奮發有為，有好的教育栽培，有文化的啟蒙，也可以翱翔天空，成為一世英雄。不久，他就和醫學校四年級同學組織觀光團，赴中國革命根據地廣州旅行，參觀了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和孫中山的護法軍政府。他目睹中國的戰亂與軍閥割據，知道台灣不可能靠中國來拯救，唯有自己站立起來。他決定把台灣的青年組織起來。
1921年4月，李應章和吳海水、何禮棟等人在台北籌組「全台灣青年會」，向林獻堂、林熊徵勸募資金時，認識了蔣渭水、蔡培火。蔣渭水認為「不做便罷，若要做，必須做一個範圍較大的團體才好」。青年人志氣高遠，意氣相投，於是決定組成「台灣文化協會」。
李應章在自述中說：「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初是一個台灣人資產階級與知識分子為主的民族主義文化啟蒙團體」，該會章程規定:「以助長台灣文化為目的」，而不涉及政治。1921年10月17日下午一點起，於台北市大稻埕靜修女子學校（今靜修女中）舉行創立大會。
文化協會旨趣書寫著：
回顧島內，今也新道德之建設未成，而舊道德早已次第衰頹，緣此社會之制度墜地，人心澆漓，唯利是爭，無智蒙昧之細民固不待論，位居上流者，概以揣摩迎合是務，以博取一身之榮達為能事，一面青年多安於眼前之小成，薄志弱行，更無確乎不拔之大志，甚而至思想流於過激，既無國士之風，而有盜賊之行，此不但不能圖國家、民眾抑或民族之向上，一知半解，言行不一致，荼毒社會，莫此為甚。興思及此，台灣前途實堪寒心。於茲吾人大有所感，因即糾合同志，組織台灣文化協會，謀台灣文化之向上，切言之即互相切磋道之真髓，圖教育之振興，獎勵體育，涵養藝術趣味，以期穩健之發達，其歸結務在實行。
文化協會的啟蒙反抗自此展開。而那個在東京上空撒下傳單的謝文達呢？
那一年，他才二十二歲。這個出格的行為，立即引起日本政府的憤怒，台灣總督田健治郎還特地訓斥他不該做這種「反日」的事。謝文達知道了在日本殖民者的天空下，他的羽翼不再自由。於是1923年4月12日，也就是事情發生兩個多月後，他渡海前往中國大陸，與父親謝春池等家人團聚，暫居東北長春百川醫院，後來參加蔣介石的北伐，也參與中國最開始的空軍飛行訓練，抗戰後參加過幾次抗日戰役，抗戰結束，他回到台灣終老，1983年在台北病逝。
文化協會對台灣的啟蒙運動有多大影響呢？我們來看一些場景。
1924年秋天，台灣中部彰化陳奇珍的一幢古老大厝裡，搭起了一個臨時戲棚子，棚下坐滿了好奇的觀眾，他們是在地的農民，和從台中彰化一帶起來的讀書人。除了那些知識分子有讀了《台灣民報》在去年刊載的田漢的劇本《終身大事》，其他農民根本不知道《終身大事》要演個什麼碗糕。
演員是一群去了日本留學或者讀了漢學的讀書人，還都是好人家的孩子，而不是那些流浪各地演戲的職業演員。但他們怎麼要「下海」了呢？是想出名嗎？他們到底想幹什麼？
這一齣戲是三幕劇，鑼聲響起時，大家都靜了下來。鄉下的燈光不是很亮，只有幾盞特別亮的燈泡在舞臺上，照著演員的臉。人們聚精會神，因為他們未曾看過不是唱的（如歌仔戲），不是打鬥的（如武生戲），而是認認真真，想探討一個人該如何看待自己的婚姻，決定自己的終身大事。這樣嚴肅的戲是以前未曾有過的，在台北，或者一些大都會中，人們會叫它「文明戲」，但是到鄉下演出，這還是頭一次。
「這一齣劇因為男女老幼、社會各級階層均能理解，所以頗獲好評。尤其這些演員大半都是受過中等教育以上的業餘者，當時被認為是最規矩正經的模範青年，因之大受各界矚目。」事後，這一次演出的主導者張維賢如此回億。這是他主持的星光社的首度演出。
不僅是張維賢，彰化留學廈門的學生陳崁、潘爐、謝樹光等，在廈門學習到通俗教育社的戲劇，回台成立彰化鼎新社，進而結合在地知識分子，共同參與演出。依據張維賢《台灣新劇運動述略》所言，他們曾演出《社會階級》、《良心的戀愛》、《回家以後》、《父歸》等，並在中部附近的台中市、鹿港、員林、霧峰等地，舉行過十幾次巡迴公演。
此時也正是世界性左翼思潮崛起的年代，台灣青年由於反抗殖民統治，反對政府的壓迫管制，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甚深，有「黑色青年聯盟」、「孤魂聯盟」等政治團體。戲劇方面，不僅中部有「鼎新社」，新竹的另一個戲劇團體「新光社」，及草屯的「炎峰青年演劇研究會」也深受影響。此外作為無政府主義的團體「孤魂聯盟」，也有「星光演劇研究會」。這些劇團因思想接近，時相往來，互為友援。
為說明戲劇與文化啟蒙的作用，我們不妨透過張維賢的生命故事，來觀察那個時代的風貎。
張維賢本名張乞食，台北市人，早年遊學南洋、大陸華南一帶，使他「跳出冷靜樸素的孤島，飽受各式各樣的刺激，開始對於人生社會擇求的時代」。他讀了田漢、徐公美、歐陽予倩等人的作品，「不禁大呼大跳，以為我理想中的真戲，已發生在祖國了！」
他回到台灣，碰上網球好友陳奇珍和一些朋友，於是去了陳奇珍的大厝，試著演出《終身大事》。受到好評鼓舞的他，秉持著藝術信念，繼續排練，隔年再加演幾齣不同的劇目。而新加入的陣容更為堅強，有王井泉、歐劍窓、詹天馬等人，都是當時一流的人選。而在台北的演出選在新舞臺戲院，更讓戲劇予人不同的觀感。
1926年春假，星光演劇赴宜蘭公演五場，場場爆滿，純樸的觀眾未曾看過新劇，當演到生離死別之時，臺上臺下哭成一片，手帕亂飛。看到新劇演出大受歡迎，文化協會也與他們結合，將新劇變成文化啟蒙的最佳傳媒。特別是以戲劇的演出內容，來反諷政治現實，而人物來嘲諷日本警察，更是引起觀眾的熱烈反映。人們於是以「文化劇」稱之。然而此舉必然引起日本官方的注意，遂開始要求劇本在演出前要送審。但新劇演出的特別即在於即興的現場反諷，若要照台詞背下去，戲劇的張力就變弱了。此時張維賢只能以藝術為本位，要求演員精準的排練。
由於思想的成熟，張維賢與日本無政府主義者稻桓藤兵衛過從漸密，後來就與稻桓等人組成了「孤魂聯盟」。他為孤魂聯盟寫的宣言中：「孤魂是活在世間孤苦伶仃，死後無人理睬的可憐靈魂。這些孤魂的悲劇，恰似我們無產階級的農民痛苦生活，可憐之情，令人寒心。因此我們在此組織孤魂聯盟，目的是要發動無政府主義運動，為展開光明的前途而奮鬥。」
隨後台灣的「孤魂聯盟」即與日本的無政府主義打通關節，與台灣農民組合、台灣勞工運動團體串連，形成結盟之勢。日本殖民政府感到威脅，遂大舉搜查星光演劇和聯盟的本部，將相關人員加以逮補拘留。雖然因無證據而釋放，但聯盟中的戲劇工作者已星散了。
1928年，他對台灣的政治環境感到失望，便赴東京的築地小劇場學習。此時築地小劇場正因激進化分裂為自由主義與普羅演劇兩派，張維賢一方面學習演劇，一方面參加日本黑色青年（無政府主義）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反抗運動。他立志學習戲劇的目的，依他的自述，是要揭穿「日本帝國主義的糖衣」。
1930年他學畢回到故鄉，開始組織「民烽演劇研究會」，宣言裡寫著：「如何諒解並關注整體人生問題，並揭露那御用藝術的黑暗，仍是我們努力以赴的目標。」同時也擔任無政府主義勞工團體的指導。
然而隨著日本殖民政府對反抗運動的鎮壓，張維賢的空間愈來愈小。他雖然堅持藝術性而在戲劇的訓練與劇場的設計上有重大突破，獲得民眾肯定，但由於日本軍國主義抬頭，進步的學者與作家陸續被逮捕，張維賢唯有遠走他鄉。1933年，他決定赴上海尋找機遇。可惜大陸也一樣陷入戰火，他只能沉寂以歸，回到台灣，在日本軍國主義的壓制下沉默而生。
我們且回到文化協會初成立時的狀況吧。文化啟蒙運動裡，最多的是文化演講。以《台灣民報》做為協會宣傳工具，在台北、新竹、台中、員林、台南等地設立十餘處讀報社，透過讀報宣傳新知和理念，並四處舉辦演講，並成立文化書局、文化劇團，也舉辦各種有關歷史、法律、衛生等短期或長期的講習會，進行文化演講會。
另外自1924年起，文化協會也趁暑假時舉辦名為「夏季學校」的夏令營，由身為總理的林獻堂熱心提供自家大宅院做為教室和宿舍。
依據統計，1925、1926年中的聽眾即達二十三萬人之多。
文化下鄉的啟蒙運動，以及散布在南北各地的文化協會會員，帶動起一股反抗的動力。但文化協會一開始已自我設定為文化團體，不涉及政治，蔣渭水曾如此向日本當局保證，林獻堂與蔡培火等知識分子也如此認知。但被啟蒙的群眾隨著現實的認知，思想的轉變，日漸的覺醒。覺醒的思想又化為力量，互相集結，彷彿必欲採取行動，才能解決內心的無力感一般。
一場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已經在台灣醞釀，只等著一陣偶發的火花，點燃民眾憤怒的火藥庫。
那，就是農民運動。
＊作者為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有溫度的台灣史》（南方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