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本人早年思想開放，屬於中國廣義上的改革派，在改革系統裡有人脈。再後來成為常委分管政協。政協是中國的另一人才庫，裡面有各行各業的專家學者。這都是他成為總理後可資利用的資源。胡欠缺這兩方面的資歷。重要的還有，習在二十大後想把經濟搞上去，僅僅在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手段上做一些改變恐怕不夠，必須釋放經濟的活力，為此就需重拾改革，即使習不想做本質性的經濟改革，也須在制約經濟活力的外沿性改革上做一些事情。汪無疑是比胡更合適的總理人選。
選好總理後需要放權
選定好總理後，接下來需要放權，若緊緊地把人事特別是經濟決策大權攥在手上，總理即使天縱英明，最多也只能做一些小修小補的事情，無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思路去開展工作，就好像現在的李克強一樣。李也是有想法的，希望在經濟上推進力度較大的改革，但無奈被習壓制，不掌握經濟大權，別人不聽他，他的經濟改革想法就實施不了，而只能按習的思路，在習畫好的圖紙上把色填滿。汪洋如成為總理，他肯定不想做李克強第二，這應該也是李的意思：李不去阻礙習連任，但習也得同意放權給下任總理。
放權包括兩方面，一是人事，二是經濟決策權。至少國務院經濟管理部門的各部門領導由總理提名，習不能進行太多干預。副總理這一層級估計習不會讓總理主導。從實際的經濟管理過程看，部門對經濟活動所起的作用要比副總理更明顯，總理如能把自己矚意的人選放在國務院經濟管理部門，特別是像發改委、工信部、財政部、商務部等重要部門，應該能夠貫徹自己的意圖。
比人事更關鍵的是經濟決策權。中國經濟的問題，主要出在方向特別是路徑出了偏差，而這和決策有關。過去多數時期，總書記基本放手讓總理管經濟，不干預總理的經濟決定，但習因為要集權，把經濟權力抓在手上，李克強雖然同時也兼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中央深改組的副主任，可最後拍板的是習。習如要汪洋做總理，至少應將經濟決策大權部分讓渡給他，否則，在兩人不一致時，汪仍然要聽習的指令，受習挈肘，這樣做事的空間就大大地被壓縮。
汪洋要擁有經濟決策權，習現在控制的中財委和深改委這兩個機構的一個至少交由汪負責。鑑於中財委主任一職慣例由總書記兼任，中央深改委就理應有汪洋兼任主任。考慮中央深改委的職能和它承擔的責任，這個角色適合總理。如果汪洋領導深改委，擁有經濟決策權，比他做總理向外界釋放的信號更強烈，意味著中共要在二十大後真的一心一意搞建設，並且要啟動停滯已久的改革。這能挽回很大部分民心，尤其是企業家的信心。
習在汪洋做總理後，會不會把經濟決策權也給他，取決於對自己的權力和統治是否真有自信。如果習認為把經濟決策大權讓渡給汪後還能駕馭汪，有可能把深改委主任一職給汪；如果認為汪有經濟決策大權後會形成對自己的某種挑戰，威脅他的權力，就會繼續控制這兩個機構。但這會是習治下的中國經濟走出衰退乃至一定程度上中國社會走出泥潭的最後機會之窗，就看他如何權衡。 （相關報導： 長平觀察》假如他是薄熙來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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