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學術研究可以用抓魚作比喻，桃園市長候選人林智堅的論文抄襲無疑是混水摸魚，而且顯然是在别人的魚塭裏東抓西抓；高雄市長候選人柯志恩的論文抄襲則是一魚兩吃，釣到魚後，先是快炒，再煮沙鍋魚頭。
白紙黑字，論文有没有抄襲是客觀的事實，不因主觀意念而改變（並非作者説没有就不算）。只要閱讀無礙，又有比對文本的能耐，任何人不分教育程度、意識形態、性别、年齡或政黨認同，都可以獨立檢驗兩篇論文是否有雷同的情況，這是信度的問題。至於是否抄襲，就是效度的範疇了。鐡證如山，信度與效度兼具，作者便難以狡賴。死馬不能當活馬醫，林智堅的論文抄襲風波，看起來相去不遠。
翁達瑞（這個名字所代表的争議性不是本文關注的重點）7月1日在臉書上舉發柯志恩「學術不倫」，指出她在2004年發表的兩篇學術論文涉及「自我抄襲」和「一稿兩投」。柯志恩7月5日的回應是，「翁達瑞教授」對她的指控不實在，和林智堅碩士論文情況比較，「兩件事完全不同檔次」（見聯合影音網，2022年7月5日）。
柯志恩説的没錯，兩人的檔次確實不同，高下立判。林智堅是碩士，論文並未發表，内容取得不易，基本上無關知識宣稱與傳遞；柯志恩是教授，兩篇論文先後發表在期刊上， 不論新知或見解如何，都是既有文獻的一部分，只要花點時間或金錢，近用不難。正因為柯志恩的知識、學術地位和研究在檔次層面要高出林智堅許多，後者如果是等而下之，其他學者對她的論文有所期待，並不為過。
翁達瑞對柯志恩的質疑難免草率，特别是只憑兩篇期刊論文的摘要就大作文章。他應該仔細閱讀論文後，再下斷語，八九不離十。也許，翁達瑞無法親身到圖書館查閱期刊（工程浩大），他大概也不想花1200元台幣（華藝線上圖書館的要價），下載電子版（40美元耶）。翁達瑞為德不卒，難怪没有下文，事後又招架無力。
根據出版時間先後，柯志恩引起争議的第一篇論文是「後設認知導向之創造思考模式在教學之應用」，發表在《課程與教學》季刊（2004，7（1），頁15-30），參考書目只到第29頁，第30頁空白。依期刊網路説明，《課程與教學》（以下簡稱《課》）在1、4、7、10月出刊。一般來説，因為稿源、評審、排版、印刷和郵寄等因素，期刊很難如期發行，或短期内在圖書館上架，因此論文是否流通或適時被引用，就非人為可以控制。
柯志恩的第二篇争議論文是「融合後設認知之創造思考教學方案在師資培育課程之應用」，刊登在《新竹師院學報》（以下簡稱《新》）第十九期（2004年，頁13-43）。文章的第一頁（頁13）在摘要底下注明，投稿日期：2004年3月15日，2004年7月31日修正，2004年9月6日通過採用。依網路資料，出刊日期的記載是2004年12月1日，也就是説，這篇論文花了九個月時間才見天日。
由時間序看，《新竹師院學報》的論文發表無疑晚於《課程與教學》的論文，不過《新》卻未引用《課》，卻引用了柯志恩一篇1999年發表的研討會論文。這個技術敗筆頗耐人尋味，她有足够的時間更改參考書目，卻置之不理（是疏忽，還是有意？），從而在學術倫理上留下相當瑕疵，至少柯志恩很難為自我抄襲合理化。
抄襲的形式大致分為兩種：抄襲别人（林智堅的論文）與抄襲自己（柯志恩的論文，亦即她自己説的，柯志恩抄柯志恩）。依據相關文獻（例如，Chaddah, Current Science, “Self-plagiarism and conference proceedings”, 2012年，2月10日，頁379），抄襲的内容不外有三類：結果抄襲（results plagiarism）、文本抄襲（text plagiarism）和概念抄襲（idea plagiarism）。柯志恩的抄襲應該屬於第二類。
即使嚴重程度有别，不管抄别人，或是抄自己，抄襲的本質不變，作者把現有的文字複製一遍，在不同的地方，再次使用。兩者都牽涉學術倫理，也敗壞知識生産的尊嚴。説自我抄襲（兩個屬性）不是抄襲（一個屬性），頂多是白馬非馬的狡辯。
純粹從兩篇論文的摘要比對，翁達瑞對柯志恩的抄襲指控多少站得住脚。《課》與《新》的論文摘要都只有兩段，第一段除了《新》（頁13）多出15個字外（「特别是將進入教育職場之職前教師」），跟《課》（頁15）的論文摘要比較，一字不改。光是這兩頁，就有百分之五十的雷同，就出版時間看，《新》是抄了《課》。
其實，摘要抄襲只是冰山的一角，更大問題在於，兩篇論文在方法之前的内容雷同比率不小，尤其是文獻探討部分。文獻探討算是一項研究的核心部分，不應只是何人何時説了些什麽話，或發現什麽。如此平鋪直述，不過凸顯學者知識技藝不足，或不具想像力和創造力。文獻探討往往包含理論架構，作者應該把相關文獻融會貫通後，經由歸納或推論，提出新知、見解或創意，用來指引自己研究的方向。
因為情境不同，每一個新的研究都必須在文獻探討方面仔細梳理過，並寫出難題所在（不然研究意義何在？），而非照抄先前發表過的文獻探討。不幸的是，柯志恩的兩篇論文正是如此，依樣畫葫蘆。本文無意逐句逐段的指出雷同的文字部分，附表詳細的列舉兩篇論文文獻探討重疊之處，任何人都可直接比對原文。
在《課》的論文中（全文15頁），從前言到方法一節前的文獻探討内容（頁16-21），除了一些文字删減或段落安排，絶大部分都出現在《新》（全文30頁）的文獻探討中（頁14-24），幾乎是完整的拷貝。換句話説，《課》的6頁文獻探討被移植到《新》的11頁文獻探討裏，這是抄襲形態的文本抄襲。另外，《課》的結論最後一段（頁27），幾乎全部出現在《新》的論文中（頁23）。如果《新》的論文引用《課》的論文，柯志恩多少可以辯解她没有隱瞞自我抄襲的意圖。
由於兩篇論文均發表於2004年，又没有後文引用前文的事實，就算出版時間有先後，除非有第一手證據，我們很難篤定《新》的論文抄襲了《課》的論文，柯志恩很有可能利用相同文獻同時寫兩篇論文。《新》在2003年10月22日在淡江大學開始進行研究（頁15、25），《課》並未交代研究時間和地點，只提到「以台北市大安區一所中型小學」（頁22）。一個合理的推測是，柯志恩先寫完《新》的長篇論文，至少是文獻探討部分，再删減縮短，並套用在另一套數據上，寫成《課》的論文。
從一些蛛絲馬跡或不該有的錯誤看，《課》的論文似乎是在匆促中寫成，不然就是依賴第二手文章，而非參考原典。《課》的中英文參考書目共有39個，其中列了五個不曾引用的書目。文中引用了鄭昭明（頁16）、Lin （頁20）與Isaksen和Treffinger（頁21），卻没有列出相關文章。另外，被引用的Isaksen和Treffinger文章刊登於1985年（頁21），參考書目卻列出1992年的，而且作者的排名對調（頁29）。比對《新》的論文（頁24），這一段引用已改為1992的書目，但是文字跟《課》的論文相同。還有，英文參考書目有六個不按字母排列（如Bruner, Bandura, Baird, Brown；Nelson, Jay）。這些都是可能抄襲的線索，研究生的論文尤其會出現如此技術缺點。
嚴格説，這篇《課》的論文怎麽看都不符合學術刊物刊登的要求。論文發表時，柯志恩是副教授，身為作者，她自然要負絶大部分責任（寫作不嚴謹、虛應故事），2004年《課程與教學》季刊的編輯和評審們可能力有未逮，守不住論文發表的關卡，當然也難辭其咎。文章刊出後，柯志恩大概發現了這些缺陷，在《新》的論文裏全部更正。
不管如何，只有柯志恩自己清楚兩篇論文的寫作順序。因為發表在後，《新》的論文顯然抄襲了已經刊出的《課》的論文。僅管她擁有兩篇論文的知識産權/著作權，卻未必擁有文章發表後的版權，後者應屬於期刊所有。我們無法查知2004年的《課程與教學》是否實施目前的「著作權授權書」，但是有權處理刊登在期刊裏的論文（如收費或轉載），應是不争的事實。
簡單説，由於没有引用自己先出版的論文，也没取得期刊同意使用文本，柯志恩在相當程度上侵犯了《課程與教學》的版權。這恐怕不是她利用「文本再使用（text recycling）」的概念和操作，就可以輕易打發掉的法律問題（見甘偵蓉，『「文字再使用」有問題嗎？文字再使用、自我抄襲兩概念之釐清』，《科學月刊》，2021年4月15日，472期）。
柯志恩抄柯志恩，有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當然有。不論何種形式的抄襲，都賤踏論文發表的規範，無視學術倫理為何物。第一，柯志恩一魚兩吃（英文的對應概念是double dipping，她取得美國博士學位，應該理解這個不當學術行為），以大部分雷同的文獻探討冒充各自獨立的文本，招摇於學術界。第二，柯志恩不按牌理出牌，違反論文内容（部分或全部）不曾發表過的誠信原則，欺瞒期刊編輯和論文評審的信任。第三，柯志恩誤導讀者，拿並非都是原創寫作的文本，矇混一番。第四，柯志恩挑戰版權的神聖，顚覆論文出版的應有規矩，多少把個人麻煩提升到社會問題。
有些人或許會説，學術界抄來抄去，柯志恩只不過抄了自己，犯不著大驚小怪，她至少不像林智堅抄襲别人。這種看法似是而非。柯志恩是大學教授，傳道授業解惑之餘，面對一個很實際的難題。
我們不妨想像，她的學生拿一篇學期報告，繳交到她在同一學期所教的兩門課。她發現後，以一魚兩吃為由，要當掉這個學生。一旦她/他理直氣壯的説，老師，妳不是也自我抄襲。柯志恩要如何自處？
＊作者為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雙城校區名譽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