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二月黎覺參加立法議會選舉，要我擔任他的代理人，我答應了，這使我有機會粗略了解新加坡的選舉情況和運作方式。但是，那次選舉，街道上是看不到任何令人激動的景象。立法議會於一九四八年舉行選舉，二十萬合格選民，只有二萬三千人前往投票，投票人多是講英語的新加坡海峽土生華人和英籍印度人，而印度人最多只占新加坡人口的六％。在一九五一年的選舉中，參加競選的印度人數，也是完全不符合社會人口比例。他們在競選九個議席的二十二名候選人中，占了十五名。黎覺以極少的多數票當選，進步黨共贏得六席。競選活動是依照我在英國所看到的模式進行。
當時講英語的立法議員所代表的世界，只是新加坡的小部分，跟大多數人民毫不相 干。新加坡絕大多數只說華語或方言的人，對選舉既不參與，也沒有興趣。他們的政治願望，只能通過馬來亞共產黨來實現。
從語文問題，我看到殖民地政府官員只顧自己和受英文教育者的利益。受英文教育 通過英文報章對政府官員施加壓力，但他們不是新加坡社會的經濟原動力。我的內心因此極度不安，我開始有了想在我的律師生涯中，打開一道通往政治生涯大門的念頭。
與此同時，我作了一項有重要象徵意義的決定。因為祖父對英國人的敬仰，他在我的出生證上，在我的名字Lee Kuan Yew前加了一個洋名Harry。我對這個Harry洋名一直感到不自在。當時非教徒華人，很少取洋名，我上學讀書，被老師和同學叫著這個名字，總覺得很怪。所以，在我幼弟祥耀出生時，我成功說服父母不要給他取洋名。對我自己，我沒有辦法叫英國中殿法學協會或劍橋大學把我註冊名字中的Harry去掉，在劍橋大學文憑和律師證書上，我的名字是Harry Kuan Yew Lee。一九五○年，回到新加坡，我決定在新加坡取得律師資格時，只用華文姓名的拼音，並把姓氏移到名字的前面，即Lee Kuan Yew。一九五一年八月，為期一年的律師見習期結束，在申請進入新加坡律師公會的過程中，我把名字正名為Lee Kuan Yew 從此，Lee Kuan Yew成為我在公開場合的名字，它成為我的主張，並且是我當時把自己看成是一個左翼民族主義分子的標誌。後來，每當報紙稱呼我Harry Lee的時候，我總是有點生氣 。
我後來沒有給自己的孩子取洋名，我的孩子也同樣沒有給他們的孩子取洋名。
＊本文選自《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的雙語之路─李光耀回憶錄》（時報出版）第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