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我從英國回來，和韓瑞生找到一個說話帶有北京腔的老師，我們用一個小答錄機，一起學華語。八、九個月後，讓我重新記起日據時代曾經學過的漢字。韓瑞生當時已經是土地局局長，我們在他所住的廣東民路政府宿舍裡上課。但是學習的進度太慢了，除了時間不夠，我也沒有適當的社交場合練習華語。
把三個孩子全送去華校受教育
沒有人告訴我英語不是我的母語，可是在我心靈深處很清楚這不是我的母語。我和 妻子芝都出身英校，在英國深造期間，我們很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因為不懂華文而吃虧。我們深感從前在英校所接受的一套價值觀並不屬於自己。我們沒有全盤接受不屬於自己文化的價值觀，又沒有自己的文化底蘊，使我們感到不踏實，兩頭不到岸。從前在英校所讀的課本和教師所講述的世界，同我生活的現實世界完全扯不上關係。我同其他萊佛士學院學生一樣，沒有學到本身的亞洲文化，又不屬於英國文化，說英語的我，又跟自己講方言和華語的華族群眾有隔閡，結果迷失在兩種文化之間。我和芝決定不讓孩子吃這個文化虧，決定把他們送進華校，融入生意盎然、充滿朝氣和自信的華人社群眾當中，即使英文程度受影響也在所不惜。我自己也下定決心把華文學好，不懂母語吃文化虧是逃不掉的：這就是現實。
（李光耀三個孩子右起：李顯龍、李瑋玲、李顯揚，從小就在華語教學的幼稚園成長。時報出版提供）
我的三個孩子顯龍、瑋玲和顯揚分別於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七年出 生。他們兩歲就開始學華語，當時有位梁老師，給他們念幼兒華文圖書。三歲上南洋幼,稚園，之後再上南洋小學、南洋女中和公教中學讀書。我的長子顯龍在公教中學六年完成華校中學和高中教育，再到國家初級學院多學一年，參加英校高中會考；女兒瑋玲在南洋女中完成四年中學課程，轉到萊佛士書院讀兩年高中；幼子顯揚在公教中學完成四年中學，再到國家初級學院讀兩年高中。後來，我經常問他們後悔在華校讀書嗎？他們都說不。我想，我為他們做了正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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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英國回到新加坡，我加入黎覺與王律師館當見習律師。黎覺是英國人，在英國取得律師資格，三○年代到新加坡執業娶了一名華族女子，定居下來。他是新加坡主要政黨「進步黨」的策劃人。這個黨的領導人多數是三○年代在英國念法科或醫科的留學 生，他們對英國的價值觀有很深的認同，就和祖父一樣，認為凡是英國的東西，樣樣都 是十全十美。他們對自己沒有信心，對本地人更缺乏信心。他們從來不敢向英國的權威 挑戰，但是批評起殖民地官員的時候，卻又洋洋得意。我的朋友貝恩形容他們是「在奴顏婢膝中長大的人」。我決定做點事，改變這種可悲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