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的挑戰》選摘（1）：歷史洪流塑造我的語文觀

我曾在《美國科學人》（Scientific American）雜誌讀到一篇文章，說當一個人在疼 痛和震驚時，大腦會分泌出「神經肽」（neuropeptides），它使人把所獲得的經驗深深地印記在腦細胞裡，長久不會消失。

在我成長的歲月裡，家庭、學校、留洋，甚至日據時代學習語文和應用語文的痛苦 經驗和感受，都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裡。這些記憶除了讓我直到現在還孜孜不倦地學習華語，也影響了我治國的語文政策和對學習語文的看法和態度。

從英國學成歸來，在當律師、成立政黨、參加競選的日子裡，我與工會活躍分子、華校生有緊密的來往，讓我體會到了因為語文問題而潛藏在新加坡殖民地社會的困擾。那是一股醞釀中的洶湧暗流，一經挑動，就會激起狂潮，一發不可收拾。前車之鑒，給我深刻的啟示，我在建國後，因此以極端謹慎踏實的態度去處理語文問題。

（五一三學警衝突。檔案照／新加坡文史達人網）

從小我立志當律師，而努力把英文學好。後來從政，認識到語言與政治息息相關 。我明白要贏得選票，必須把華語和方言學好，說得一口女皇式英語其實幫助不大 一九五四年五月，我參與了華校生為營救「五一三」學警衝突中七名被判監學生的 法律行動，親眼目睹近千名學生在華僑中學集中二十二天抗議的經過；華校生參與一九五五年五月福利巴士暴動後，華僑中學、中正中學總校和分校被令停課，兩千名華校生再度在三校集中，這些轟轟烈烈事件給我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

（1955年5月，華校生支援福利車廠工人罷工行動。時報出版提供）

當時的政府為解決華校問題而設立「立法議院各黨派華文教育委員會」，我是九人 。委員之一 參與這個委員會的經驗，使我第一次接觸和認識華文教育的問題，我對那個時代的華文教育的形勢，也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大時代的歷史洪流塑造了我的語言觀，也引發了我對雙語教育政策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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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曾祖父李沐文是客家人，一八四六年生於中國廣東省大埔縣唐溪村。長大後 ○他乘船過番到南洋來。我的祖父李雲龍，一八七一年生於新加坡，父親李進坤，一九 三年生於中爪哇三寶瓏。我是曾祖父南來的第四代，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生於新加坡。

童年時代深烙在我腦海中的語言，除了英語，就是馬來語和爪哇話。

很多人形容我是「重新找回華人的身分」︵born-again Chinese︶，其實這樣的感覺久以前便有了。在倫敦讀書時，英國人不把我當新加坡人或馬來亞人，全把我看成中國人。不獨在英國，有一次去瑞士度假，旅行社給我訂了一家很糟糕的酒店，我決定取消訂房，換到盧恩賽市一家比較好的酒店。櫃檯的人問我是中國人嗎？我說，不是，我是馬來亞人。他說，那是哪裡？我詳細說，我來自新加坡，那是屬於馬來亞的一個地方。對方最後還是說，沒關係，就寫你是中國人。在他的眼裡，我跟中國人沒有兩樣。自那時起，我有了「我是華人」的意識。

一九五○年，我從英國回來，和韓瑞生找到一個說話帶有北京腔的老師，我們用一個小答錄機，一起學華語。八、九個月後，讓我重新記起日據時代曾經學過的漢字。韓瑞生當時已經是土地局局長，我們在他所住的廣東民路政府宿舍裡上課。但是學習的進度太慢了，除了時間不夠，我也沒有適當的社交場合練習華語。

把三個孩子全送去華校受教育

沒有人告訴我英語不是我的母語，可是在我心靈深處很清楚這不是我的母語。我和 妻子芝都出身英校，在英國深造期間，我們很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因為不懂華文而吃虧。我們深感從前在英校所接受的一套價值觀並不屬於自己。我們沒有全盤接受不屬於自己文化的價值觀，又沒有自己的文化底蘊，使我們感到不踏實，兩頭不到岸。從前在英校所讀的課本和教師所講述的世界，同我生活的現實世界完全扯不上關係。我同其他萊佛士學院學生一樣，沒有學到本身的亞洲文化，又不屬於英國文化，說英語的我，又跟自己講方言和華語的華族群眾有隔閡，結果迷失在兩種文化之間。我和芝決定不讓孩子吃這個文化虧，決定把他們送進華校，融入生意盎然、充滿朝氣和自信的華人社群眾當中，即使英文程度受影響也在所不惜。我自己也下定決心把華文學好，不懂母語吃文化虧是逃不掉的：這就是現實。

（李光耀三個孩子右起：李顯龍、李瑋玲、李顯揚，從小就在華語教學的幼稚園成長。時報出版提供）

我的三個孩子顯龍、瑋玲和顯揚分別於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七年出 生。他們兩歲就開始學華語，當時有位梁老師，給他們念幼兒華文圖書。三歲上南洋幼,稚園，之後再上南洋小學、南洋女中和公教中學讀書。我的長子顯龍在公教中學六年完成華校中學和高中教育，再到國家初級學院多學一年，參加英校高中會考；女兒瑋玲在南洋女中完成四年中學課程，轉到萊佛士書院讀兩年高中；幼子顯揚在公教中學完成四年中學，再到國家初級學院讀兩年高中。後來，我經常問他們後悔在華校讀書嗎？他們都說不。我想，我為他們做了正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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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英國回到新加坡，我加入黎覺與王律師館當見習律師。黎覺是英國人，在英國取得律師資格，三○年代到新加坡執業娶了一名華族女子，定居下來。他是新加坡主要政黨「進步黨」的策劃人。這個黨的領導人多數是三○年代在英國念法科或醫科的留學 生，他們對英國的價值觀有很深的認同，就和祖父一樣，認為凡是英國的東西，樣樣都 是十全十美。他們對自己沒有信心，對本地人更缺乏信心。他們從來不敢向英國的權威 挑戰，但是批評起殖民地官員的時候，卻又洋洋得意。我的朋友貝恩形容他們是「在奴顏婢膝中長大的人」。我決定做點事，改變這種可悲的局面。

一九五一年二月黎覺參加立法議會選舉，要我擔任他的代理人，我答應了，這使我有機會粗略了解新加坡的選舉情況和運作方式。但是，那次選舉，街道上是看不到任何令人激動的景象。立法議會於一九四八年舉行選舉，二十萬合格選民，只有二萬三千人前往投票，投票人多是講英語的新加坡海峽土生華人和英籍印度人，而印度人最多只占新加坡人口的六％。在一九五一年的選舉中，參加競選的印度人數，也是完全不符合社會人口比例。他們在競選九個議席的二十二名候選人中，占了十五名。黎覺以極少的多數票當選，進步黨共贏得六席。競選活動是依照我在英國所看到的模式進行。

當時講英語的立法議員所代表的世界，只是新加坡的小部分，跟大多數人民毫不相 干。新加坡絕大多數只說華語或方言的人，對選舉既不參與，也沒有興趣。他們的政治願望，只能通過馬來亞共產黨來實現。

從語文問題，我看到殖民地政府官員只顧自己和受英文教育者的利益。受英文教育 通過英文報章對政府官員施加壓力，但他們不是新加坡社會的經濟原動力。我的內心因此極度不安，我開始有了想在我的律師生涯中，打開一道通往政治生涯大門的念頭。

與此同時，我作了一項有重要象徵意義的決定。因為祖父對英國人的敬仰，他在我的出生證上，在我的名字Lee Kuan Yew前加了一個洋名Harry。我對這個Harry洋名一直感到不自在。當時非教徒華人，很少取洋名，我上學讀書，被老師和同學叫著這個名字，總覺得很怪。所以，在我幼弟祥耀出生時，我成功說服父母不要給他取洋名。對我自己，我沒有辦法叫英國中殿法學協會或劍橋大學把我註冊名字中的Harry去掉，在劍橋大學文憑和律師證書上，我的名字是Harry Kuan Yew Lee。一九五○年，回到新加坡，我決定在新加坡取得律師資格時，只用華文姓名的拼音，並把姓氏移到名字的前面，即Lee Kuan Yew。一九五一年八月，為期一年的律師見習期結束，在申請進入新加坡律師公會的過程中，我把名字正名為Lee Kuan Yew 從此，Lee Kuan Yew成為我在公開場合的名字，它成為我的主張，並且是我當時把自己看成是一個左翼民族主義分子的標誌。後來，每當報紙稱呼我Harry Lee的時候，我總是有點生氣 。

我後來沒有給自己的孩子取洋名，我的孩子也同樣沒有給他們的孩子取洋名。

＊本文選自《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的雙語之路─李光耀回憶錄》（時報出版）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