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美國科學人》（Scientific American）雜誌讀到一篇文章，說當一個人在疼 痛和震驚時，大腦會分泌出「神經肽」（neuropeptides），它使人把所獲得的經驗深深地印記在腦細胞裡，長久不會消失。
在我成長的歲月裡，家庭、學校、留洋，甚至日據時代學習語文和應用語文的痛苦 經驗和感受，都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裡。這些記憶除了讓我直到現在還孜孜不倦地學習華語，也影響了我治國的語文政策和對學習語文的看法和態度。
從英國學成歸來，在當律師、成立政黨、參加競選的日子裡，我與工會活躍分子、華校生有緊密的來往，讓我體會到了因為語文問題而潛藏在新加坡殖民地社會的困擾。那是一股醞釀中的洶湧暗流，一經挑動，就會激起狂潮，一發不可收拾。前車之鑒，給我深刻的啟示，我在建國後，因此以極端謹慎踏實的態度去處理語文問題。
（五一三學警衝突。檔案照／新加坡文史達人網）
從小我立志當律師，而努力把英文學好。後來從政，認識到語言與政治息息相關 。我明白要贏得選票，必須把華語和方言學好，說得一口女皇式英語其實幫助不大 一九五四年五月，我參與了華校生為營救「五一三」學警衝突中七名被判監學生的 法律行動，親眼目睹近千名學生在華僑中學集中二十二天抗議的經過；華校生參與一九五五年五月福利巴士暴動後，華僑中學、中正中學總校和分校被令停課，兩千名華校生再度在三校集中，這些轟轟烈烈事件給我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
（1955年5月，華校生支援福利車廠工人罷工行動。時報出版提供）
當時的政府為解決華校問題而設立「立法議院各黨派華文教育委員會」，我是九人 。委員之一 參與這個委員會的經驗，使我第一次接觸和認識華文教育的問題，我對那個時代的華文教育的形勢，也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大時代的歷史洪流塑造了我的語言觀，也引發了我對雙語教育政策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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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曾祖父李沐文是客家人，一八四六年生於中國廣東省大埔縣唐溪村。長大後 ○他乘船過番到南洋來。我的祖父李雲龍，一八七一年生於新加坡，父親李進坤，一九 三年生於中爪哇三寶瓏。我是曾祖父南來的第四代，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生於新加坡。
童年時代深烙在我腦海中的語言，除了英語，就是馬來語和爪哇話。
很多人形容我是「重新找回華人的身分」︵born-again Chinese︶，其實這樣的感覺久以前便有了。在倫敦讀書時，英國人不把我當新加坡人或馬來亞人，全把我看成中國人。不獨在英國，有一次去瑞士度假，旅行社給我訂了一家很糟糕的酒店，我決定取消訂房，換到盧恩賽市一家比較好的酒店。櫃檯的人問我是中國人嗎？我說，不是，我是馬來亞人。他說，那是哪裡？我詳細說，我來自新加坡，那是屬於馬來亞的一個地方。對方最後還是說，沒關係，就寫你是中國人。在他的眼裡，我跟中國人沒有兩樣。自那時起，我有了「我是華人」的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