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型通貨膨脹的極化激動效應
臺灣現在所面對的高物價長期化挑戰，跟今天美國遭遇的超級通貨膨脹一樣，都是「供給面拉高型通貨膨脹」，與既往的「需求推升型通貨膨脹」並不相同；主要是因為2018年川普發動的中美貿易戰，推進演化為「中美經濟科技大脫鉤」，全球產業供應鏈斷鏈，世界商品供給面大失序，貨品供應價格大暴漲。2020年Covid-19疫災爆發與迭迭變異，各國政府為防疫抗疫所採取的「封鎖」Lockdown與「行動禁制」Mobility Curb措施，導致世界物流體制前所未有的全面性大破毀；產業供應鏈斷鏈及世界物流體制的全面性大破毀的共振效應，已經大大提高了世界超級通貨膨脹的基線動能，更加上川普與拜登賡續而行的六兆美元的救市貨幣大印鈔與紓困財政大撒幣帶動的世界性「貨幣金融大通貨膨脹」，一時竟協作聯發大大拉抬了國際大宗物資，特別是能源價格大飆漲，這回世界性超級大通膨，於焉構成；臺灣型通貨膨脹當然脫離不開如此之連結。
臺灣已然難以承受的輸入型通貨膨脹
可是今天的麻煩問題，與美國不盡相同的是，臺灣要面對曠世鮮有的長期化，全世界多元超級通膨風暴，一方面要極力抗阻以美國為主的「輸入型通貨膨脹」，另一方面還得要搏鬥蔡英文政府意識形態治國政策所自身特定發展出來的另類屬性的「臺灣特色之內生自發型通貨膨脹」。
今天臺灣所必須要極力抗阻的「輸入型通貨膨脹」，主要透過三大輸入類型：第一大類型是，來自於上半年世界糧食危機急速擴散的「超級食物通貨膨脹」，特別是經由臺灣一向高度進口依存的黃小玉（黃豆 小麥 玉米）之關鍵永續輸入；第二大類型是，全球能源價格大飆漲危機的急速擴散效應，無論是超高進口依存度的石油能源、天然氣能源進口，都對臺灣「輸入型通貨膨脹」佔據高度貢獻率；第三大類型是，主要是源自於美國「金融通貨膨脹」所引申的國際大宗商品物資價格大飆漲危機。
黃小玉所挾帶而至的「輸入型通貨膨脹」，可謂是今天最直接打擊民生經濟，尤其是一般家庭生活經濟的激升臺灣型通貨膨脹「首席狙擊手」；而後二兩類型，就是今天直接增高臺灣產業經濟生產成本營運成本（大部份可以向中下游轉嫁），以至於極度重壓企業利潤率，扼殺臺灣企業經濟成長動能，更是導致臺灣總體經濟大滯脹的關鍵性變數，絕對不容小覷。
臺灣特色之蔡英文內生自發型通貨膨脹
過去四年來的臺灣自主自發型通貨膨脹，主要出自三個內生性經濟構面變數：其一之內生性變數是，謬誤的「非核家園意識型態能源政策」既造成無可避免的僵固型缺電限電斷電，塑造出臺灣的「高度不確定性經濟社會危機」直接成本，更造就了高升的國民生活費用成本、全要素總合生產力銳降，以及空氣污染威脅、國民生命健康減損，都成為間接經濟社會成本(social costs) 的一大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