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人之間需要信任，而國家與國家之間也不免是這樣。信任的前提就是誠實、透明、遵守規則。然而，習近平領導的中國，顯然在與他國尤其是西方各國間互信方面虧損日趨嚴重。
德國今年擔任七大工業國集團（G7）輪值主席國。七國集團主管教育和科研的部長，日前在法蘭克福開會。而這次聯席會議決定制定統一的戰略和政策，以應對中共領導的在中國境外的教育和科研活動。如今打開德國教育科研部的網頁，本次會議的第一條重點就是「保護學術自由」，從中人們也許便能感受到德國政府對中國的態度。顯然，西方包括德國跟中國的蜜月終結已成為不可扭轉的趨勢。 在這裡，筆者就德國跟中國在文化教育和科技方面關係，在國家間互信方面作進一步的考察。
互信的三個方面
兩國之間的互信，有三個層面。首先是政治互信。政治互信往往是由某國在外交方面的方式、對國際法的遵守和透明的程度來決定的。以中國跟世界衛生組織的關係為例。據英國《每日郵報》透露，世衛組織(WHO)秘書長譚德塞私下認為新冠病毒是在2019年從武漢實驗室意外洩出 （中共自然是否定了這種說法）。對於這個在中國就病毒來源調查了兩次的機構來說，至今在病毒來源問題上還是兩手空空。但譚德塞畢竟是跟中國打過交道了。如果中方在溯源問題透明、公開，根本不可能造成像今天那樣的不信任。而且，關鍵是這裡不僅影響到中國與世衛的關係，也直接決定了中國與各國的關係。 再譬如中國近三年來的戰狼式外交，以及在香港問題上的所謂「二次回歸」，等等，顯然大大減低了跟其他國家尤其是西方各國的政治互信。
國家間的互信還包括安全互信和社會互信。從某種層度上來說，政治互信對後兩者有著直接的影響。 如果一個國家對中國政治上不信任，那麼自然會在安全方面對其保持距離。美國、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國家禁止中國參與5G網絡建設，就是缺乏安全方面互信一個表現，而倒過來，中國當局禁止在政府機構使用Windows系統，或者禁止特斯拉汽車駛入習近平要訪問的市區，也是如此。
社會互信這個問題相對來說比較復雜，盡管它跟政治互信有著直接的聯繫，但也許跟主導的輿論更有關聯，同時也跟個人和團體跟該國打交道的經歷和信息量有關。 像德國這個社會，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經濟界由於嚴重依賴中國的市場和來自中國的半成品或產品，其態度就跟其他階層不一樣。一般來說，物質上依賴性越大的團體和個人，更傾向於「理解「和」寬容」受依賴的一方。
德國在教育科研上的轉向
回到教育和科研這個範圍。應該說，中國與西方各國的政治互信，在胡錦濤時期，還是屬於比較正常的時期，也許也是高峰時期。僅以雙方的學術、科研的交流來說，德中之間都相當頻繁。 （相關報導： 趙春山觀點：習普二次通話，葫蘆裡賣的甚麼藥？ ｜ 更多文章 ）
目前在全球約500多個大學校園設有孔院。並有幾百個孔子課堂。在胡錦濤時代，人們曾把中國這種推廣文化和語言的努力作為軟實力戰略來看待。應該說，憑著中國的悠久歷史、日益擴大的經濟影響、文化人才的優勢，中國大陸顯然是有這個本錢辦孔子學院。問題在於這是一個純官方（教育部漢辦）主辦的機構。在經濟資助方面，遠超於任何一個國家支持的語言文化機構。而且一開始，中國在政治問題上多少還以「內外有別」 的政策來對待孔子學院。即政治上多少還寬容一些。但後來這種政治互信隨著寬容的消失而逐漸惡化，對孔子學院的異議也就越來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