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156：董建華的八萬五「嬰兒」
一葉落而知秋，董建華即使在港英行政局當了多年議員，還是擺脫不掉中國人的政治傳統。
1997年底，出版《香港1997》那本書的《商業周刊》，請我就香港主權轉移半年後的香港情勢作一評估。其後香港電子媒體也就此問題訪問我。他們大致上認為我過去對九七後的香港過於悲觀，問我有沒有「跌破眼鏡」？
如前文所說，九七之初因中共忍住手沒有干預，司法獨立如九七前，行政掌握在原有的公務員手中，政治上的「不變」可以說有一百分。但經濟上出了大問題。股市狂跌四成，房價大幅下滑，房地產仲介業務萎縮……。許多人認為這一切，同1997年10月亞洲金融風暴有關。就表面現象來看，確實如此。但經濟同政治是分不開的，企業家、投資者必然會關心政治動向。香港在九七後半年內的經濟大幅下滑，所有問題都和「回歸」後的政治哲學改變有關。
1997年10月，董建華上任三個月，民調顯示他的民望甚高，支持度達到百分之六、七十。10月他發表第一份施政報告，滿懷信心地表示要把治港工作放在房屋、教育、老人福利等方面。其中最受關注的，是他提出「我們以每年不少於八萬五千個單位，為增加整體房屋供應目標，使到十年後，全港70%的家庭可以擁有自置居所」。
這是會使一些人感到「振奮人心」的指標。但這個指標的制訂，有沒有經過如港英時代自下而上的專業和謹慎的評估程序呢？至少沒有人看到。
八萬五計劃在社會引起議論後，當時行政會議成員、據稱是八萬五倡議者的梁振英說，有關計劃是彭定康時代就開始研究的，把責任推給前朝。但在1997年2、3月間，曾經有一位在房屋司擔任高職的朋友給過我一份名為「長遠房屋策略評議」的文件。這文件是顧問公司的專家撰寫的報告，通過調查和專家設計的電腦程式，計算出從1995年至2006年這十一年間，香港平均每年對房屋單位的需求為八萬個。文件又指出，當時香港人有自置居所的家庭略超過50%。
八萬個單位是「需求」，而不是必須實現的「指標」。港英時代會在施政報告提出願景，但從來不會訂出指標要各級官員及社會各界去「追求」。「需求」與「指標」有啥不同呢？以房屋供應來說，了解了社會每年有八萬個單位的需求，政府就首先從私人地產發展商那裡，取得他們每一年會在市場推出多少個新單位，再計算政府仍需建多少公營房屋（一些地方稱之為「國民住宅」）去滿足社會需求。因為發展商是半數以上的房屋供應來源，也是支撐著股市和各行各業的最大企業，是經濟命脈所在。八萬五千個單位當然首先要依靠地產商去供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