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親中共背景的香港《經濟日報》在7月18日以「李怡不走了！」為大標題，刊登了對我的全版訪問，以我作為標準，顯示香港人對主權轉移後的信心。
失敗者回憶錄155：九七初期的觀察與思考
在香港主權轉移後十天，我去黃永玉家閒聊。他說：「回歸後的香港，看來情形還好，不會有改變的樣子。李怡在香港，那麼我們對香港還有信心。不在香港，那就……。」
我說：「不能以我做標準。香港人的標準是看李柱銘與司徒華。七一後我訪問李柱銘，他說『比以前有信心』。」至於司徒華，他曾在七一前的四月表示，短期內不會離開香港，因擔心回港時不讓他入境。然而，七一後捷克宣布頒一個人權獎給司徒華，他決定去領獎。他表示，主權移交兩星期，未見有大轉變，原因可能是國際傳媒仍在觀察著這地方。
有親中共背景的香港《經濟日報》在7月18日以「李怡不走了！」為大標題，刊登了對我的全版訪問，以我作為標準，顯示香港人對主權轉移後的信心。我想那是因為我最早提出，如果香港成為中國主權的一部分之後，市民不能夠像以前那樣每個人由自己去決定做什麼和怎麼做的話，我就寧可繼續做一個人而不做中國人了。
事實上，我的確是自中英談判香港前途這十多年來，在媒體上反對把數百萬自由的香港人交到一個極權國家手中的始終如一的論者。我主編的雜誌如此，我在各媒體上的談話如此，1996年還在台灣出版了《香港1997》一書，認為香港過去成功的因素，在主權轉移後幾乎一定會逐漸失去，把香港的未來寫得相當悲觀。因此，被媒體或有些人將我的動向視為標準，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在《香港1997》一書及之前十多年對香港九七後的悲觀估計，根據的是對中共的本質及其過去歷史的了解。這種對極權政治的了解，同西方一些媒體的看法相近。美國《財富》（Fortune）雜誌以「香港已死」，來預言九七後的情況。但這種估計並不意味著會即時發生。在全球關注香港變或不變的情況下，中共確實在主權轉移之初，忍住干預的手，盡量讓香港保持原貌。
香港仍然可以享有法律保障下的自由，媒體仍然可以報導和批評大陸社會和中共政權，法輪功仍然可以在鬧市掛「天滅中共」的橫額。儘管中共負責香港事務的高官警告香港新聞界不應「攻擊」中國領導人，不得鼓吹「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灣獨立」。但亦有不少討論質疑如何界定是「批評」還是「攻擊」？是「主張」還是「鼓吹」？把媒體告上法庭，難有勝算。的確許多媒體已作自我審查，但批評報導中國陰暗面的媒體仍然存在。台灣駐港機構及親台團體一如既往慶祝雙十。中共亦知道在司法獨立之下，也不可能將親台團體告上法院。
主權轉移之初，香港特區政府的所有行政，都基本上掌握在港英時代的原有高級公務員手上，並秉承英國文官制度實行一切依法管理。公務員之首是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財政司司長是曾蔭權，他二人都是彭定康時代的舊人。三司中唯一的律政司司長，董建華就任命了親中共的梁愛詩。但終審庭大法官及其他法官，都是受到社會高度信任的法律守護神。司法獨立是社會穩定的基石。公務員中立、非政治化的依法管治，是不會使市民不知所趨的根本。
彭定康在1996年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未來國際社會用來衡量香港的一些明確基準，第一條就是：香港是否仍然擁有一支精明能幹且能秉承一貫專業精神的公務員隊伍？身居要職的人員是否深得同事及廣大市民的信任？
港英時代的香港被認為行政效率一流，是因為公務員制度的完善。根據我的了解，它的特色是：一、入職、考核、晉升，均有完善制度，鐵飯碗，也有退休保障；二、決策過程完善，通常要作詳細的社會調查研究，重要的規劃要聘外國獨立顧問公司提供意見，經綠皮書、白皮書的公眾諮詢，才作決策，斷不會由某領導者拍拍腦袋就作出決定；三、公務員所有行事、談話，都有法例或指引作依據，也尊重司法判決，絕不會出現高官隨便發表意見，或指責民間什麼言論錯誤，或不接受法院判決的事；四、只重行政，不涉政治，保持政治中立，依法辦事，絕不會違背法律去為首長護短；五、公文旅行較短，規則簡單，方便市民，辦事效率快捷、準確；六、批出工程或合約，完全從效率與效益出發，沒有意識形態束縛；七、有高薪、清廉，為市民辦事、服務的傳統。
香港主權轉移大半年，經歷亞洲金融風暴，也出現過意圖用政治來影響司法的事。對其後經濟發生甚大影響並引起批評的，是特首董建華在就任第一篇演說，提出每年供應八萬五千個房屋單位的「計劃經濟」宏圖。對這件事，我另文詳述。
但大致而言，中共沒有明顯地對香港干預，司法獨立保持，公務員的行政管理按舊例行事。這三個重要標誌，使香港基本保持不變。我相信日後會變，但不會恨快到來。
基於台灣的自由民主已經不需要香港的角色、中國的經濟狂熱而政治冷漠的潮流也不會再受香港輿論所影響，加上《壹週刊》和《蘋果日報》的崛起，改變了傳媒生態。想深入了解兩岸三地政情的讀者在減少中，《九十年代》的稿源和讀者群有下降趨勢，儘管這趨勢不明顯。
九七後，我留下來，雜誌仍然出版。大半年後，我感到最需要《九十年代》的時代似乎已經告一段落，於是考慮像櫻花般，在燦爛的時候落下。
失敗者回憶錄156：董建華的八萬五「嬰兒」
一葉落而知秋，董建華即使在港英行政局當了多年議員，還是擺脫不掉中國人的政治傳統。
1997年底，出版《香港1997》那本書的《商業周刊》，請我就香港主權轉移半年後的香港情勢作一評估。其後香港電子媒體也就此問題訪問我。他們大致上認為我過去對九七後的香港過於悲觀，問我有沒有「跌破眼鏡」？
如前文所說，九七之初因中共忍住手沒有干預，司法獨立如九七前，行政掌握在原有的公務員手中，政治上的「不變」可以說有一百分。但經濟上出了大問題。股市狂跌四成，房價大幅下滑，房地產仲介業務萎縮……。許多人認為這一切，同1997年10月亞洲金融風暴有關。就表面現象來看，確實如此。但經濟同政治是分不開的，企業家、投資者必然會關心政治動向。香港在九七後半年內的經濟大幅下滑，所有問題都和「回歸」後的政治哲學改變有關。
1997年10月，董建華上任三個月，民調顯示他的民望甚高，支持度達到百分之六、七十。10月他發表第一份施政報告，滿懷信心地表示要把治港工作放在房屋、教育、老人福利等方面。其中最受關注的，是他提出「我們以每年不少於八萬五千個單位，為增加整體房屋供應目標，使到十年後，全港70%的家庭可以擁有自置居所」。
這是會使一些人感到「振奮人心」的指標。但這個指標的制訂，有沒有經過如港英時代自下而上的專業和謹慎的評估程序呢？至少沒有人看到。
八萬五計劃在社會引起議論後，當時行政會議成員、據稱是八萬五倡議者的梁振英說，有關計劃是彭定康時代就開始研究的，把責任推給前朝。但在1997年2、3月間，曾經有一位在房屋司擔任高職的朋友給過我一份名為「長遠房屋策略評議」的文件。這文件是顧問公司的專家撰寫的報告，通過調查和專家設計的電腦程式，計算出從1995年至2006年這十一年間，香港平均每年對房屋單位的需求為八萬個。文件又指出，當時香港人有自置居所的家庭略超過50%。
八萬個單位是「需求」，而不是必須實現的「指標」。港英時代會在施政報告提出願景，但從來不會訂出指標要各級官員及社會各界去「追求」。「需求」與「指標」有啥不同呢？以房屋供應來說，了解了社會每年有八萬個單位的需求，政府就首先從私人地產發展商那裡，取得他們每一年會在市場推出多少個新單位，再計算政府仍需建多少公營房屋（一些地方稱之為「國民住宅」）去滿足社會需求。因為發展商是半數以上的房屋供應來源，也是支撐著股市和各行各業的最大企業，是經濟命脈所在。八萬五千個單位當然首先要依靠地產商去供應。
「指標」就是領導人提出一定要實現的宏圖大計，而自置居所從50%在十年內要大幅升至70%，更是大躍進式的「指標」。
提出八萬五作「指標」，私人發展商既知道這是董特首的「嬰兒」，卻不知道政府會建多少公屋，不知道會不會供過於求，影響樓價。加上在金融風暴後加息的陰影下，地產業好景不再，於是很多地產商就放緩了發展項目。為實現董建華的「指標」，政府就要增加以及加快建公營房屋。
此外，為了實現70%的自置居所，政府決定將廉租的公共房屋，以極低的售價賣給現有住戶。
政府的加快建公屋和廉價賣公屋，均使社會房地產價格大幅下調。地產代理公司紛紛倒閉。許多擁有自置房屋人士，資產大幅缩水。更有不少正在分期付款供樓的人士，因房價下調而使擁有的物業變成負資產，即市值比尚未清還的本金現值還低。
股市中有四成屬地產股，地產下跌也使股市不斷下跌。九七前香港的經濟榮景一落千丈。當時不少人認為「八萬五建屋計劃」是樓價下滑的元兇。但董建華一直沒有表示八萬五建屋計劃會取消。直到2000年他接受電視訪問時才說，1998年就沒有提八萬五啦，它已經不存在了。「不提及等同不存在」，讓市民感到驚訝。
他說這句話之後某一天，我與幾位傳媒朋友應邀到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官邸午餐。席間我問財政司司長，八萬五已經不存在這件事，董先生有沒有告訴你？他遲遲疑疑不知如何回答。於是我說，那就是連你都不知道啦！
一葉落而知天下秋。九七後第一任特首提出一個建房指標，就反映治理哲學的根本改變。港英時代，包括麥理浩十年的許多重大建樹，儘管開始可能都是高層的構想，但一定經過自下而上的層層調查、顧問公司的報告、有關委員會的研究、社會諮詢，才會在施政報告中作為願景告訴市民。
那時的港英政府，我覺得有點像《道德經》所說的「太上」境界：「其貴言也！成事述功，百姓皆謂：我自然！」意思是「為政不在多言」，辦成了什麼事，在講述功勞的時候，百姓都說，是我自然得到的。不會感謝領導者。
而中國專權政治的傳統，就是掌權者喜歡多言，好大喜功。中共建政以後，最高領導換一個就總要提些宏圖大計，以體現領袖的豐功偉業，歷史留名。這些大計許多都是擾民，有些更造成對環境和社會秩序的破壞。董建華即使在港英行政局當了多年議員，還是擺脫不掉中國人的政治傳統。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