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或不喜歡，周玉蔻的「造謠經濟鏈」有資格在臺灣的歷史留下一頁。別人不敢講的，她講；別人不做的，她做，藉由滿足當權者的需求來獲得標案與曝光，這是周玉蔻的成功模式，也是臺灣民主該有的反思。
雖說夜路走多了，難免碰到鬼，例如周玉蔻指控「馬英九總統拿頂新集團祕密獻金」，法院判賠180萬元；「郭台銘捐三億元政治獻金給連勝文」，法院判賠200萬元；但是周玉蔻因此得到的通告費，又何止380萬？更不用說影響力所帶來的政府標案資源。周玉蔻證明在今天的臺灣，造謠所能帶來的經濟收入，可以大於潛在的法律賠償。
前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曾提出「觀點的自由市場」理論，認為「檢驗真理的最好方式就是在市場的競爭中，讓思想自身的力量去贏得受眾」。但在社群網路時代，「篩選資訊」比「獲得資訊」更困難，也就讓通路的力量凌駕於內容本身──再好的產品上不了大賣場也是白搭。到底「真理」是否還能夠在言論市場脫穎而出，已經成為一個問號。
現在的臺灣不是沒有真實的資訊，而是執政者藉由資源攏絡媒體，讓對其友善的言論獲得不成比例的曝光，而質疑的言論被邊緣化，這是臺灣人民親身感受。霍姆斯沒有預見到資訊的氾濫導致言論的市場失靈，而所謂「公正的第三方監督」也有操作性的問題；民間的查核組織期待政府的資源，難以保持中立。
民事侵權，賠錢就好，但最近周玉蔻走得更遠。她說4月14日恩恩病歿當天「新北市衛生局沒有人值班，沒有人接電話」，已被證明不是事實；這是否構成「散播有關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值得探究。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將散播疫情謠言的刑度提高，是為了避免造成民眾恐慌、決策錯誤而對社會、經濟造成衝擊。而除此之外，《社會秩序維護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健康食品管理法》與《藥事法》等法規，也都有類似處罰規定。實務上連「謊稱某方法對新冠肺炎有療效」也曾認定構成「有關疫情之謠言」，予以開罰。
換句話說，不只是疫情本身，任何會造成民眾恐慌，對疫情做出錯誤判斷的不實資訊，都在法條的處罰範圍之內。想像某甲說「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沒人值班」，這當然會是「有關疫情之謠言」；那麼周玉蔻謊稱「新北市衛生局沒有人值班，沒有人接電話」同樣導致民眾對新北市政府的不信任，也應該成罪。
「散布有關疫情謠言」已經不是周玉蔻用通告費就能擺平，接下來周玉蔻會否因為對民進黨友善而獲得司法的雙重標準，也就反應了臺灣民主的品質。霍姆斯說「對言論自由最嚴格的保護也不會包括在戲院中謊稱失火」，在疫情期間誤導民眾不相信防疫單位的資訊，也正是如此。
＊作者為政治幕僚，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