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新新聞》貼出一篇舊報導〈20多年前，王永慶為了電動車夢，讓台塑集團動起來進軍汽車業〉，指有「台灣經營之神」之稱、年輕時候就懷有「大汽車廠」夢想的王永慶，早在1990年代的晚期，就看出電動車市場大有可為，決定從汽油車的市場切入，慢慢培養自己在電動車的競爭力。
雖然感嘆於「經營之神」的目光如炬，但事後諸葛亮的我們，也都知道進軍汽車業恐怕是王永慶和台塑集團最大的挫敗。只是20多年後的我們，看出王永慶在這場戰役中落敗的原因了嗎？
一代代經營之神，不斷敗戰於同一個戰場
王永慶下一個世代的台灣經營之神郭台銘，也曾打算進軍通路和品牌，在中國「萬馬奔騰」的展店計畫早早已經收攤，在傳統手機和智慧型手機的經營上成績也是乏善可陳，甚至只是花花零用錢的電影拍攝計畫，也是僅拍攝一部就收工停損。
其實仔細想想，除了HTC在智慧型手機發展初期一閃而逝的光芒，以及宏碁的ACER品牌在歐洲筆電市場短暫的成功，台灣企業還真的沒什麼產品或是服務能夠在全球終端消費市場攻城掠地。問題是我們也知道終端消費產品或服務，才有所謂的品牌超額利潤，才是獲利比率最高的環節。台企攻不下終端消費市場、總是在超低獲利率掙扎地活著，結果就是必須壓榨勞工肝臟增加營業額來換取同額的獲利金額，讓台灣變成全球工時最長的國家。
回到文初的問題？時隔二十年後，你現在看出王永慶為什麼會汽車市場慘敗了嗎？
如果你看完文初所指的報導（有附上超連結，點擊就能看到），你會發現王永慶為了快速取得造車能力，找上了因為1997亞洲金融風暴，財務狀況七暈八素的韓國大宇汽車合作，希望在對方缺乏談判籌碼的情況下，取得最多的關鍵技術。
好吧，我想你應該看出其中的問題了，別說20年前了，就算到現在韓國車在大眾的心中也不是什麼願意信賴的好選擇，更別提當時在影視娛樂圈的韓流還沒掀起的時候，台灣消費者對於韓國產品尤其是汽車根本沒什麼好感。連韓國原裝車在台灣都沒什麼市場，怎麼有人會想買國產的韓規車？
問題來了，為什麼能預視未來二十多年後電動車會掀起風潮的王永慶，卻看不出搞韓規車在台灣根本賣不出去？
進口替代賣襪子，不代表可以用同樣方法賣手機
二戰後一大堆國家不管是因為戰爭破壞太嚴重、長久被殖民剝削統治，或是原來就沒走向工業化，總之是窮到爆炸。這些窮國要力爭上游振興經濟，主要的路線有二：
一種叫做出口導向，這個台灣人應該非常熟，過去台灣有許多所謂的加工出口區，簡單說就是用免關稅和低廉勞動力當誘因，吸引資金投資設廠，將初級原料加工成產品出口銷售賺取外匯。政府將加工出口區視為境外，所以在這邊進口的原料和出口的製成品的不打稅（所以這些製成品不能賣進台灣，年紀大一點的讀者，可能會記得當時台灣很多地攤都會宣稱自己的產品出口區廠商的「流出品」、或是外銷被打回，所以才能用便宜的價格出售這些在正規商店裡貴森森的產品）。
另一種策略叫做進口替代，簡單說是希望用本國產品取代進口貨占據內需市場，實際上的操作方式通常是運用高關稅阻擋舶來品（不怕被報復嗎？反正這種國家通常工業化程度極低，也沒什麼產品可以出口），用種種優惠措施吸引外廠直接來國內和國內廠商合作設廠藉此取得技術，台灣二戰後許多民生工業，如家電（例如三洋、國際牌）、汽車（例如裕隆、福特六和），都是運用「進口替代」建立起來的。
在物資缺乏的年代，消費者其實別無選擇，「進口替代」的廠商，也因此不用去擔心產品怎麼賣的問題，當然更不會去想品牌形象這些事情。在那個年代站起來的企業家，如王永慶和千千萬萬的「王永慶們」當然也完全不會熟悉行銷、品牌，甚至很可能會和地攤老闆一個思維──那些昂貴的高價製品只是多貼一個商標、東西和我賣的其實是一模一樣的。（一些在進口替代茁壯的廠商，在轉入出口擴張時代後，更會認為那些昂貴的品牌產品還不是自己的工廠代工製造的，哪會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這些「王永慶們」，似乎完全沒感受到，在他們努力下經濟起飛的台灣，消費者們已經不再是那麼地別無選擇，所以消費者完全不甩王永慶製造的韓系國產車，也不甩郭台銘在和生產iPhone同一個工廠生產、完全讓人記不得是什麼品牌的手機，姑且不論地攤老闆說的「那些昂貴的高價製品只是多貼一個品牌、東西和我賣的其實是一模一樣的」是不是真的，但台灣的消費者現在可以花多出很多的代價去擁有那個商標了。
花幾倍代價取得「我用蘋果我驕傲」優越感的那種消費行為，實在離這些一條毛巾用10年、省吃儉用的老人家們太遠了。
如果在台灣王永慶都沒辦法靠著免關稅的成本優勢和在地人親土親的情感，去賣他的韓系國產車，其他國家（包括王老先生覺得可以賣得動的中國）的消費者誰會買單？
首爾政府可以強迫美國消費者買昂貴的三星手機？
慘的是，企業家不知道問題在哪，學界政界大家都是在同樣的時代背景下、一樣背著英明政府制定的教科書「偉大的政府在這個時期採用進口替代策略、在那個時期採用出口擴張策略，終於讓台灣經濟起飛、台灣錢淹腳目」，一樣視消費者為無物，認為只要政府政策得當，要把沙子賣到薩哈拉沙漠去都不是問題。
不開玩笑，直到近一二十年韓國在全球終端消費市場崛起，多數台灣的所謂財經專家，都還認為韓國現代汽車、三星手機，甚至《魷魚遊戲》之類的韓國影視產品、防彈少年團（BTS）之類的韓流明星，能夠在全球市場上攻城掠地，都是偉大的首爾政府策略得當的功勞。
說真的實在不懂這些所謂的專家，為什麼會覺得首爾政府可以掌握怎麼拍出可以進軍國際市場戲劇題材和引導流行音樂市場潮流的秘密，來教導那些私人企業拍出《魷魚遊戲》、或是培養出防彈少年團。但總之這些人就是從來沒有對「政府什麼都做得到」這件事失去信仰。
其實政府可以幫忙國內企業「出國比賽」賣產品的手段不外乎「補貼」，讓這些國內企業出口的產品可以賣得比其他國家便宜（某些先進有錢的國家像是美國發現情況不對勁，搞出來的「反傾銷稅」就是針對這種情況）。
問題是三星手機和LG的掃地機器人不但沒比較便宜，甚至比同類型的競爭產品都還賣得貴，跨國的消費者們照樣買單。是說那些覺得首爾政府的政策可以讓外國消費者買更貴更爛產品的專家們，是覺得首爾政府其實是全球的地下政府、可以強迫全球各國民眾去買那些產品不成？他們有那樣的能力幹嘛不直接統治世界算了？說穿了就是他們還停留在賣毛巾襪子的那個年代，深信政府幫企業把東西賣便宜，就能擁抱全球市場。
劉玠廷在台灣職棒創造的Lamigo桃猿隊革命
台灣職棒剛開打時就獲得了不錯的人氣，當年兄弟象和味全龍的龍象對決，直到幾十年後的現在還有人津津樂道。因為黑道介入和放水球的因素，重創了職棒的人氣，也因此很少人會去追究，其實當時人氣鼎旺的台灣職棒，除了高額的轉播金、球衣上有如丐幫補丁的貼皮廣告（其實也因為電視轉播才賣得出去），現場賺的大概就是球票和一些簡單廉價的加油器具。
這狀況直到La New集團的小老闆劉玠廷接掌旗下的Lamigo桃猿隊之後，才有根本上的改變。在劉玠廷出生的1979年，台灣已經進入了經濟起飛期，台灣社會不再如王永慶、郭台銘成長期時的貧窮落後。劉玠廷的父親劉保佑在他出生後的4年，也就是1983年成立的達達國際，也就是La New的母企業。這家中型企業到了2004年、劉玠廷25歲時，已經有餘力去養一支一年會賠上一億元的職棒隊，可見劉玠廷在青年時期這段歲月，物質生活應該是不會太過缺乏。
在台灣職棒創立後，各球團背後的母企業總把職棒隊當成對棒球熱情的實踐，或是企業的公關形象，基本上就是編一筆預算讓它賠，沒有太指望它會賺錢（尤其是在屢次出現放水球事件後更是如此）。在富裕時期出生、富裕家庭成長的劉玠廷，比起那些艱苦年代苦出頭的企業家最大的不同，恐怕就是他不再需要過著「一條毛巾用10年」那種克勤克儉的生活，甚至對於「花錢買娛樂」的消費行為並不陌生。
要提供好品質的商品服務，起碼得體驗過什麼是「好品質」。
劉玠廷決定把職棒比賽經營成一場娛樂show！他投資改善Lamigo桃猿隊使用的主球場桃園國際棒球場的硬體設施，讓球場內有美輪美奐的美食街，和裡頭賣著價格不便宜球隊商品的銷售部，並且在內野看台上搭建舞台，他引進了辣妹和歌謠式的加油方式，取代過去看台上有如8+9敲鑼打鼓啦啦隊，讓整個球場有如一場大型的帶動唱。他舉辦各種主題日，不但讓球迷去球場有更多可以玩樂的方式，可以賣出更多的球衣（Lamigo桃猿隊每個主題日，球員都會穿著不同的球衣應戰），還創造了一個和其他廠商合作的機會。他還規畫了各種賽後節目，包括贏球之後的煙火試放，每年固定時間推出的賽後演唱會。甚至他在OTT浪潮來襲前，就開始用網路轉播球賽、並製作以球員和啦啦隊為主角的節目，讓廠商置入。
當富邦、中信、統一等超級企業，都用桃猿隊模式經營職棒
更重要的事，過去的職棒經營者其實沒想過他們的目標市場面貌，只是被動的迎接熱情的球迷，頂多就是贈送免費學生票希望培養未來的球迷。劉玠廷則選定了「已經組成家庭、有小孩」的家庭客，主因就是年輕夫婦帶著小孩來看球，絕對不會只買個球票了事。他在球場裡建設了育兒室和兒童娛樂場，讓未必對棒球有興趣的另一半和小朋友有另外的去處，他把部分觀眾席改裝成餐廳，球迷觀眾到這裡就不會只是消費一個一百元左右的便當，他請來陳昇、蘇永康、李聖傑、孫協志、張智成這些6、7年級生青少年時期正紅的歌手到場獻唱，勾引出具有消費力也願意消費娛樂一代的環舊情懷。另外，舞台上除了辣妹啦啦隊，也開始出現兒童啦啦隊。
總之一切的一切，都為了讓球迷來球場覺得好玩、愉快，下次還想再來，而且來了還會一直想要吃東吃西、買東買西。
用不著從Lamigo桃猿隊的營收數字和票房，去看劉玠廷的經營績效，因為在2020年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前一年，你到任何一支職棒隊，不管是中信兄弟、富邦悍將還是統一獅的主場，都可以看到Lamigo桃猿隊經營模式的複製貼上。每一隊主場都有精美的販賣部和美食街，每一場比賽都有主場的辣妹啦啦隊帶動氣氛，大家都開始舉辦主題日、賽後演唱會。
Lamigo桃猿隊的經營模式，如球場辣妹、廠商主題日，之前並不是其他職棒球隊試過，但辣妹啦啦隊沒有好的舞台，廠商主題日也只是集團內企業曝光日，根本沒有考慮到消費者──也就是買票進場的球迷需求。簡單說還是王永慶「想辦法把車造出來，自然有人會買」的那種思維搞出的「把行銷做出來球迷就會買單」的模式。
在台灣職棒經過「Lamigo桃猿隊改革」後，球票價格雖然提高了，但進場人數若不記近兩年新冠肺炎的影響，事實上還是上升曲線；對照黑暗期球票用送的都還乏人進場的悲慘狀況，我想這是老認為產品和服務便宜就會賣、生活成長在不同時代環境的老一代財經人，永遠沒辦法理解的事情。
在新創產業領域，台灣仍然攻不下終端消費市場
事實上台企在終端消費市場的挫敗，並不限於王永慶那一代、也不限於郭台銘那一代，到了電腦遊戲、網路企業、手機apps這些對創始資本要求並不很大，所謂新創產業的領域，也從來沒什麼可以拿出來說嘴的成就。就以網路影音平台來說，連在嚴密思想控制下的中國，都發展出抖音這樣可以行銷全球的apps，環境相對自由開放的台灣，在這個領域卻始終裹足不前，言論市場上只是一些「愛國腦」發作的酸溜溜發言，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無論如何，台灣的產業需要更多劉玠廷這樣的革命者，才能攻克終端市場提高企業獲利率，讓台灣不再受困於用肝換營業額的高工時壓榨情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