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取消資本流動的限制可能會對金融體系產生風險。中國政府直到最近還對銀行放款利率設定下限，而且仍對存款利率訂有上限。最低放款利率和最高存款利率的差距，也就是淨利息收益率〈net interest margin〉，不可能因為銀行競爭而縮減，因此有助於銀行業者賺進豐厚的利潤，但這犧牲了存款人。存款利率訂有上限，意味著過去十年把錢存在銀行的收益很低；考慮通貨膨脹後甚至是負利率。進一步開放資金外流，同時維持存款利率上限，可能導致家庭和企業從銀行體系提出存款移往境外。大量提取存款會傷害銀行，使得整個國內金融體系出現壓力。
中國該不該擔憂這些風險？ 中國政府對金融市場有足夠的管制，也有足夠的資源支持它的銀行，所以這些風險也許不會演變成全面性的銀行危機或更廣泛的金融危機。此外，只要已開發經濟體的實質利率繼續偏低，以及中國的銀行存款繼續由政府默認保障，將資金移往海外的誘因就會很弱。
即使很難想像中國會爆發全面性金融危機，銀行和金融體系中不受管制的部分還是有許多脆弱的地方值得關切。國有銀行承做的許多放款，包括放款給沒有獲利的國有企業，以及省級政府為挹注它們偏愛的計畫而設立的一些空殼公司，這些放款不可能完全收回。另外，存款人和借款人也日益轉向非正式的金融機構和產品；它們既不受監管，也缺乏政府默認的保障。
日益開放的資本帳可能促使其中的一些緊張慢慢升溫，甚至爆開來。所以中國如何採取困難的行動，讓改革按照正確的順序進行？
摸著石頭過河？
每次討論中國的改革方法，都不得不引用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名言〈譯註：應該是中共著名經濟領導人陳雲說的話。〉鄧小平是改革派領袖，推動中國走向市場經濟功不可沒。在毛澤東災難性的大躍進陰影下，鄧小平的做法務實而受歡迎，被認為可以替代在變化莫測和黑暗混濁的水域中往前猛衝。
自鄧小平的時代以來，中國人對某些改革採取審慎的做法，例如稅務政策改革。他們以零敲碎打的方式先在某個省測試改革政策，看看什麼可行，什麼行不通，然後將計畫推展到全國，有效地執行這種改革。中國政府是少數幾個有系統地採行「邊做邊學」方式改革經濟的國家。它一向先適度著手，觀察實際的結果，從中汲取實務上的教訓，然後加大改革的力道到國家的層級。
二○○六年，拉詹和我發表一篇談中國改革的文章，提到兩個要點。首先，我們認為中國已經到了漸進步驟改革不再適用的階段。從我們的觀點和一些深具影響力的評論家觀點來看，邊做邊學有它的極限，這個想法很具說服力。我們說，循序漸進的改革方式對中國可能不再適用，尤其是在匯率彈性和資本帳自由化等問題上。邏輯很簡單，如果你嘗試緩步漸進地讓貨幣更具彈性，就算實施資本管制措施，還是會有一波資金湧進經濟體，因為這時有個誘人的機會，適合單向押注貨幣會升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