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反對學費調漲到反對國家暴力：日本1968的思想與行動探索（2）

但是全共鬥運動只是學生的主體運動。全學連是共同體的集合，以自治會為單位的聯合組織，全共鬥則是個人名義參加，自由人的聚合。

1965年－1967年之間，學運主要內容是反對學費上漲，反對學生宿舍與學生會館的自治以及大學經營者的違法等與學生實際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

該運動的開端是一直與學運無緣的慶應義塾大學學生在1965年1月反對大學學費上漲，一直發展到了全校罷課。這次慶應的運動和以往零散的學運不同，從一開始就很有組織性。運動只持續了兩個星期，結果是以塾長（校長）辭職，取消強迫購買校債的做法，比較和平地得到瞭解決。

但是和平的學運似乎到此為止。次年1966年1月，戰前開始就是學生運動中心的早稻田大學學生因為學費上漲和學生會的管理權問題與校方發生對立。這次學潮一直到6月份才結束，被稱為「150天鬥爭」。

到現在為止的「大學鬥爭」基本上都是私立大學反對學費上漲的鬥爭，政治含量低。從1955年－1973年間每年經濟平均成長率逹10%，首都圈人口從1950年的1305萬，增長到1970年的2411萬，大學的規模在不斷擴大，但是添置新校舍、新設備的財源不足，校方因此向學生轉嫁負擔。

但是1967年10月、11月的兩次「羽田事件」與1968年年初的「佐世保事件」改變了學運的性質。值得注意的是「暴力」這一詞語，在日本學運的脈絡下，没有使用漢字的「暴力」，而是使用德文「Gewalt」的片假名「ゲバルト」，意指在面對國家權力時以武力與之進行鬥爭。

1967年10月，三派（中核派、社學同、社青同解放派）全學連阻止佐藤首相訪問東南亞。第一次羽田鬥爭中，戴著頭盔、手持「暴力棍棒」（ゲバ棒與員警、保守右翼、民青對峙的木棍）、以毛巾作大口罩（抵擋催淚彈）作為全共鬥「STYLE」登場。鬥爭中京都大學一年級學生山崎博昭死亡，給學生以沉重的打擊。「他死時，你在幹什麼？」這一問題直接錘擊「六八人」的心。可以說，1967年10月8日是一個紀念碑式的日子。已經從東大院生畢業且結婚成家的柏崎千枝子「決心不再欺騙自己，以賭上性命與越南人民一起奮鬥」的山崎同學為榜樣，成為「六八人」中一員，並於1969年1月9日，參加了東大本鄉校區的封鎖行動。

廣島與長崎曾在1945年8月因原子彈轟炸而飽受苦難，因此，美國核子動力航空母艦停靠在長崎佐世保港是一樁極為敏感的事件。

1968年1月，由學生與反戰運動者發起的「佐世保事件」，獲得市民的同情與支持。

再就是越戰中75%的越戰負傷兵轉到日本7所醫院治療。學生開展反對王子野戰醫院建設運動。同時，馬丁路德牧師被暗殺，全美黑人暴動 ，中國文革如火如荼，法國五月風暴的消息傳到日本。

這些徹底改變了日本學運的內封閉性質，從而進行對外（對世界）、對內（我們要怎樣活著才有意義？）重新思考。 （相關報導： 為何京都會成為首都？：《藏在地形裡的日本史》選摘 ｜ 更多文章 ）

到1968年有165所大學發生「校園紛爭」。占日本大學的80%。其中70所大學築起路障、封鎖校園。許許多多不關注政治的學生參加進來。

第一：大學生人數的急增與大學的大眾化。

1960年到1974年，大學（包含短期大學）升學率從10%增加到37%。其中1963年開始超過15%，學生不再是精英階層，變得大眾化。但此時仍然保留精英意識與道德主義，具有時代的責任感與使命感。

人數眾多的「團塊世代」也在此時進入大學。學生人數過多，校地不夠使用。所以大學只能增設鋼筋水泥的大樓作校舍使用。老師在數百人的大教室以麥克風授課，且內容很無聊，成批量教育使得學生對未來感到閉塞與無望，難道憧憬過的「真理之探求」，「學問之殿堂」、「最具人性的大學」就是鋼筋水泥灰濛濛、硬梆梆宿舍與教室嗎？大學成為職業訓練所嗎？大學畢業之後將作為一個齒輪鑲入一個巨大的不停運轉的機器中終其一生嗎？」學生們對中國文化大革命提出的「教育究竟為誰服務」，對「造反有理」朗朗上口的四字熟語感到共鳴。同屬於漢字圈。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來總是說壓迫有理 ，剝削有理 ，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 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毛澤東的樸素語言比讀大部頭的馬列著作來得爽，我將名字從「百合」改為「有理」，你知道日文中這兩個發音相近，我加入了全共鬥運動.。

「六八」五十年後，剛剛去東京參加反對安倍首相集會，不顧乘坐夜行巴士的疲勞田中有理女史接受我的採訪。她至今能用字正腔圓的北京味普通話 背誦許多《毛主席語錄》。

第二：戰後民主教育的底子，學生內心雙重負疚感。

其一，對外的負疚感來自越戰的影響。當時日本對外貿易的一成至兩成來自「越戰特需」。因為安保條約，日本發了戰爭財。美軍傷兵約有七成以上轉送到日本接受治療。羽田空港起降的國外班機中，大型轟炸機B52更是由沖繩的美軍基地直接飛往越南。而戰爭甚至殘殺無辜平民，撒下枯葉劑使得森林枯竭，這些消息傳到日本，加重了學生心靈內疚感。正在此時，媒體曝出一件大事，就是美軍一直在向日本的大學提供研究資金，牽涉到包括19所國公立大學在內的25所大學和4所國立研究機構在內。學生感到「戰後民主主義的虛假」。只要是日本人，那麼，對越戰就是有罪的。每個日本人都有形無形蒙受越戰之經濟恩惠，對越南人民來說就是大害蟲。「越平連」運動的知識人小田實說「日本，對美國來說是受害者，對越南來說，是加害者」。從受害者到加害者這一理論對全共鬥一代有深遠的影響。學生對站在安全地帶的「反戰正義」感到內疚與厭惡與焦躁，無法忍受。

其二：對內的負疚感來自對日本社會與同學。.當時流行語：與其一個人跑一百步，不如一百個人跑一步。「團塊世代」從小在經歷戰爭的父輩和老師的和平主義教育下長大，樸素的絕對和平與平等思想根植人心。他們心存疑惑，為什麼到了高中就變成了需要踩倒別人才能贏得激烈競爭的勝利呢。他們進入大學後仍然心存內疚感。 （相關報導： 為何京都會成為首都？：《藏在地形裡的日本史》選摘 ｜ 更多文章 ）

第三：高度經濟成長帶來社會巨變，價值觀上的違和感。不久前還梳著齊涮涮的妹妹頭，穿著雙排扣制服的學生，一下子進城穿起牛仔褲，內心的價值觀仍然保留在「近代」。自我認同的危機與從「現代的不幸」脫穎而出的願望依然是心中的糾葛。不少學生參加反對公害運動，互助運動，住民運動。

第四：對既存革新組織的保守化與形骸化的失望。「三無氣質」成為1967年流行語。即「無力氣，無思想，無節操」、或者說「無力氣，無關心，無責任」。

第五：擺脫孤獨感。從參加全共鬥的學生手記以及眾多的書籍來看，占據校園大幹一場，可以擺脫孤獨感，結交朋友而感到興奮。

第六： 學生認為教授與學生的關係已經成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係。而在戰後民主主義教育下成長大的團塊世代，對封建社會中的師徒關係，對主君的家臣關係非常反感。許多學生對老師不用敬語。而在東大九十年歷史的總共十三萬兩千畢業生中，其中1964年－1968年畢業生占一成。比如東大大幅度增加教員，教授會相當於公司的基層管理會，講師，助教毫無發言權。助教與底層教員加入聲援學運。

第七：戰後日本知識人對中國古典閱讀的視覺障礙以及對中國革命的幻想以及媒體的責任。毛澤東的烏托邦復活了日本左翼知識人的政治期待和訴求。恰「如同江戶時代的日本人崇拜孔孟，文革時期的知識人崇拜毛澤東」。1959年創刊的《朝日期刊》發行量為十五萬部，到1965/66年發行量為二十七萬部。一位美國外交官說：日本的關於中國文革的資料收集、週刊、演講筆記、書籍的量膨大得驚人。國會圖書館、東洋文庫保存了大量的「文革物」。作為單行本發行的書籍十二年中80－90%都是高喊「文革萬萬歲」的贊美派。我呆若木雞。納粹日德同盟政權下十三年，在日本發行的歌頌納粹的書籍，遙遙不及文革十二年日本贊美文革的書籍，後者是在言論自由的戰後日本，為什麼會出現文革贊美一邊倒的現象呢。（參見栗田直樹《共產中國與日本人》成文堂）

1962年，毛澤東向「日本勞動人民發表重要題詞」：「只要認真做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日本革命的具體結合，日本革命的勝利就是毫無疑義的」。

1966年，二十八歲的社會學者田見宗介采訪了不同類型的高中生對關於文革與紅衛兵的看法，發表於《中央公論》1966年11月號上。多數高中生認為。「更需要紅衛兵的是日本」。這些學生對中國青年試圖改變一個被大人們弄髒的腐朽的社會感到共鳴。毛語錄成為學習漢語的手冊。文革經典，準政治軍事口號，「粉碎」、「決起」。「鬥爭」、「肅清」這些漢字，他們毫無違和感。

1967年2月，由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石川淳、安部公房四位作家聯名發表了一份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聲明指出「去歲中國之文化大革命，其本質為政治革命」，反對「將學問藝術作為政治權力的道具」。但戰後進步知識人斷言這是三島的「反革命策劃」，（針生一郎《文化大革命の、へ》朝日新闻社）彼时，文革为绝对正確，反對文革如同戰爭期「非國民」。儘管彼時日本與中國尚未恢復邦交，但是往來熙熙攘攘，日本知識人與媒體人報道的文革極大影響了日本人的文革觀。（《日本人的文革認識》 福岡愛子新曜社等） （相關報導： 為何京都會成為首都？：《藏在地形裡的日本史》選摘 ｜ 更多文章 ）

前面提到的安保鬥爭的失敗使「全學聯」發生分裂，1963年學生運動的中心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分裂成「革馬同」派」和「中核」兩派。此外林林總總的十幾個派別統統成為「宗派」。這些宗派為了爭奪各大學自治會主導權，他們與日本民主青年同盟（簡稱民青）之間常常發生内部暴力（内ゲバ）鬥爭。同時他們分別參加反對越南戰爭和反對三裡塚建設新空港的鬥爭。 

 日本學運宗派特徵：西歐「六八年」運動中運動團體中亦不乏主張馬克思學說與毛主義，但思想上比較接近無政府主義，很少採取先鋒黨型的組織模式。日本學生中的「宗派」（Sect）卻深信「鋼鐵般紀律」的先鋒型組織，主張武裝鬥爭。這是日本當今對社運產生負面印象的根源之一。

到了1968年，日本大學4月1日的新生入學典禮剛過，國稅廳的調查就發現有20多億日元的去向不明。日大也是沒有發生過學生運動的學校，但是和慶應大學不同，慶應大學的學生是對政治不感興趣，而日本大學則是由獨裁管理排除學生運動。學生們淤積下來的對校方的不滿正好趁機一氣噴發了出來。

日大全共鬥的特徵是「自我解放」。本質成了一個大學本身的存在方式問題，已經超越了學校經費管理的範疇。教育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資本家提供廉價勞動力？這個問題成為核心。「我們鬥爭的根本原因，我們是為了學習作為人類的學問真理進入大學，大學原本應該是最有人性的地方，結果卻不把我們當人看。而是當成商品。作為根據，然後送進資本主義社會裡。那裡讓我們覺得無力的疏離感與憤怒，就是我們叛逆鬥爭的根源」。

日大的學生運動，從一開始就是流血抗爭。日大有體育的傳統，學生中所謂「體育系學生」，也就是拿體育獎學金的學生較多，而這些學生的利益是和校方一致的，所以「體育系」和「全共鬥」不斷發生流血沖突。

幾乎與日大同時，東大全共鬥則在要求改善實習醫生勞動制度而解開序章。研修制度成了醫院和開業醫師使用低價勞動力的手段，一直受到醫學院學生和年輕醫師的反對。

《讀賣新聞》的明治維新百年紀念的座談會上，有人說明治維新沒有經過改革而一路過來的只有相撲、歌舞伎與醫學部。意思是這三個堡壘最封建保守。

1967年開始僅僅是限於醫學部的反對研修醫制度的鬥爭，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但這次東大醫學部學生舉行無限期罷課，他們認為登錄醫制是國家壟斷資本的「醫療帝國主義的再編」。醫學部也毫不示弱，一下子處分17名為首的學生。這樁前所未聞的包括開除4名學生在內的處分卻被教授會通過。當時東大各係教授會各自獨立，評議會與學部長的會議都不能幹涉醫學部教授會內政。

但是受到處分的學生中，有一名當時人在九州，不在學校，但醫學部對這種明顯的冤案視若無睹，堅持處分。1968年5月，國會通過包括登錄醫制在內的醫師改正法。學生的罷課行什麼也沒改變。醫學部學生在1968年6月15日占據了東大的象徵－－安田講堂。學校方面認為集團暴力是對大學自治傳統的挑戰，頭盔是大學自治的敵人，應被人恥笑的暴力主義。

大河內總長本人也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進步知識人，但他堅持認為導入機動隊正是為了校園的秩序。至此，學生認為機動隊進入大學是所謂大學自治神話徹底崩潰，引起眾怒。1968年11月，大河內總長辭職。 （相關報導： 為何京都會成為首都？：《藏在地形裡的日本史》選摘 ｜ 更多文章 ）

安田講堂長期以來為東大權威的象徵。大河內總長1968年在記者招待會上說。從前學生經過安田講堂都要脫帽，如今在它前面舉辦集會，真是做夢都想不到。它是東大最神聖的地方。而全共鬥卻認為，占領安田講堂就是否定權威的象徵。女學生還認為它是男根的象徵，意味男權本位。全共鬥將之命名為「1968解放講堂」。

1968年7月，東大全共鬥數百人成立「本部封鎖實行委員會」，再次封鎖安田講堂。但東大全共鬥缺乏政治展望，具體目標。其他大學反對學費上漲，有具體的目標，因為有妥協的餘地，鬥爭雖然也有「自我確定」的因素，但不是鬥爭的目的，而是鬥爭的副產品。只有東大拘泥於「主體的確立」「思想的表現」，政治上絕不妥協。

與日大築路障，街壘保護學生，防止右翼體育係學生流血沖突不同，東大封鎖研究室，意為確立主題，更多的是意識形態的層面。

但封鎖醫學部本館，引起普通人的反感。每天必須觀察細菌組織的培養，東京都內以及附近各縣醫院送樣檢察，因此「研究的自由」被學生剝奪。並且涉及患者生命這一嚴重的問題。但是「青醫連」指出越戰下日本的大學研究室獲得美軍資金。已經向體制賣身。醫學部與其他學部一樣，研究成果用於海外侵略戰爭。東大已經成為共謀犯。

不久，封鎖研究室戰術擴展至全校。1968年11月學生解放戰線傳單上出現「東京帝大解體」。聲稱「大學自設立以來，一直為日本高等教育中心，並為權力體制服務。必須解體帝大，必須挖出巢食我們內心的精英意識。」

1968年10月8日的「新宿阻止美軍油料列車鬥爭」，21日 為「國際反戰日」，發生「新宿事件」，大量群眾跟學生湧入新宿車站，這些群眾不是與學生的革命思想共鳴，而是藍領勞動者，是大量來到東京的青年，他們的參加是為了發泄淤積在心中的積鬱。

1969年1月18日，機動隊8500人進入本鄉校園。東大教官給學生發傳單，上面印有加藤代理校長的呼籲。此時校方認為東大鬥爭已變質，而是借東大為場所的政治鬥爭或黨閥鬥爭。呼籲學生扔掉角材，脫下頭盔，回歸教室，共同商討學問研究以及大學改革諸課題。

實際上，安田講堂攻防戰前夜，全共鬥失去了一般學生的支持，大多數學部解除了無限期罷課。媒體對東大全共鬥也冷談。各種顏色的頭盔象徵一盤散沙，這時來了不少外校生和浪人的支持。

機動隊原則，吸取60年樺美智子與67年山崎博昭的教訓，不出一個死者，絕對不製造英雄。

神田學生街舉行遊行，但「解放區」被機動隊阻止，無法到達本鄉校園。四百多「越平連」遊行，也只有二十多人突破了機動隊防線。

1月19日，鐘臺廣播最後一次播出：全國學生、市民、勞動者們，我們的鬥爭絕沒有停止。哢嚓停止。

學生被捕983人。負傷369人。安田講堂紅旗落下，日章旗升起。

1969年1月20日，佐藤首相視察東大，決定停止入學考試。

道浦母都子的短歌集《無援的抒情》，其主題表現學運的挫折與運動後的孤立，全共鬥世代的象徵文學。

記者立花隆進入講堂尋找牆壁上的口號有如下幾類：

1：政治性的對立。諸如「民青馬鹿」。「邁入世界革命的第一步」。

2：我們渴望生，因而奮起革命。

3：共產主義就是日日否定自我而新生。

4：打油詩：《我的遺書》

再見，我的愛人。再見，那個快樂的夜晚。暫時分別。

愛人，最後一天是如此柔和美好。你對這個世界仍然依戀，但為革命暫上生命。渴望成為人的人，為什麼會被看做非人？絕望，更絕望。我的靈魂。

爹，娘，謝謝。再見。

日大全共鬥運動中，學生扔石頭，一名員警死亡。這是學園紛爭中第一位員警死亡。據佐佐淳行記載，這之前警視廳對日大鬥爭持同情態度。在校園內要求民主化，基本不管，若出校園武裝暴力就嚴厲取締方針。

1969年5月，日大鬥爭中被逮捕學生997人。鬥爭結束後前後退學近一萬人。 （相關報導： 為何京都會成為首都？：《藏在地形裡的日本史》選摘 ｜ 更多文章 ）

＊作者現任教於日本神戶大學。中日雙語寫作者，翻譯者。日語譯有《從天安門到08憲章》、《殺劫》等，漢語有《這條河，流過誰的前生與後世》《沒有墓碑的草原：內蒙古的文革大屠殺實錄》（合譯）。本文為作者應邀於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思沙龍」以〈日本：1968的思想與行動探索〉為題的演講完整版（之二）。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