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是中醫，他退了休，病人全找到家裡來，弄了一個中藥櫃子，我跟我妹的童子功還在，拿個小銅秤給他抓藥，我看藥方是黃芪、人參、五味子‧‧‧‧‧‧
「都是補藥啊？」我看那人病挺重的樣子。
我爸跟我說：「這些病是治不好了，只能養一養。」補了句：「十個，十個死。」
我吃一驚，說什麼病啊？
「肺癌、肝癌、胃癌‧‧‧‧‧‧都是大醫院沒法治了，來這兒找點希望的。」
他說了幾個村子名，病人多集中在那裡，離河近，離廠近，他問了一下，都是農民，直接抽河裡水澆地吃糧，「這幾年，特別多」。
我問我爸：「不能去找找工廠？」
「找誰呢？河和空氣都是流的，誰也不認。」
（2013年11 月，臨汾能見度不及50米。／劉建宏攝／新浪網）
二○○六年採訪孝義的市長，他白皙的四方臉，西裝筆挺，不論什麼問題，總能說到市裡的整頓措施。我問：「這個城市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現在回頭來看的話，這個代價是不可避免的嗎？」
市長說：「這個代價是慘痛的。」
我問：「是不可避免的嗎？」
市長說：「這個代價是慘痛的。」
我再問：「是不可避免的嗎？」
市長端起杯子喝口水，看著我：「政府對於焦化，始終是冷靜的。我們採取措施之後呢，後面的這股勁我們給壓住了。」
「壓住了？」我問，「壓住了還會有這麼三十多個違規項目上來嗎？」
「因為當時有個投資的狂熱，他們都想做這個事，市場形勢特別好。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態度是堅決的。」
「如果你們態度堅決的話，那麼這些違規項目就應該一個都不能上馬才對呀？」
他又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一言不發地坐在那兒。
我們對著看，看了很久。
晚上我跟老郝在賓館，正準備休息。
有人敲門，是廠子老總的大兒子。手裡拎一個布袋子，又沉又胖，帶子繞了兩圈纏在手上。看我一眼，說：「你能不能出去一下？」
呵呵，我說「你們談，你們談」，進了洗手間，把水龍頭打開，把門關上。等我洗完澡出來，這哥們走了。
老郝靠床上衝著我笑。
我只好說：「我們山西人太實在了，真不把主持人當回事兒啊，就奔著導演去。」
我倆躺在床上猜了好久，一個布袋子裡到底能裝進去多少錢。
節目沒播成。
無以解憂，我們幾人約著去旅行，每到一地，我都對老郝和老範說，我老有強烈的童年感覺。老郝指著那些亂石中上千年的巨榕，或是落英繽紛的荷塘，笑我：「你們山西能有這個麼？」我剛開口「我們在舊石器時代‧‧‧‧‧‧」她們都笑得稀爛。唉，說不下去了。
汾河邊的丁村人文化遺址，從我家騎車十幾分鐘就到。館裡有文字標明：「十萬年前，古人類在這裡生存，汾河兩岸是連綿不斷的山岡、砂地和禾草草原。當時的河湖沼澤裡長滿了香蒲、黑三棱、澤瀉‧‧‧‧‧‧水邊草甸上有蒿、藜、野菊，東山坡上是落葉闊葉樹木，櫟樹、樺木、椿樹、木樨、鵝耳櫪‧‧‧‧‧‧」石炭紀時這些繁茂的植被，千百萬年來的枝葉和根莖堆積成極厚的黑色腐殖質，地殼變動埋入地下，才有了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