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著心裡難受。
我可以自管自活著，在旅行的時候回憶童年。但我是從那兒長出來的，包括我爸在內，好多人還得在那裡生活下去。每天要呼吸，喝水，在街頭走過。人是動物，人有感覺，表姐在短信裡說：「再也沒有燕子在屋簷下搭窩了，下了雨也再也看不見彩虹了。」
「再也」，這兩個字刺目。
我和老郝動身，二○○七年，再回山西。
我碰上一個官員，他說：「你是山西人，我知道。」
「對」
「臨汾的？」
「嗯。」
他知道得很清楚。帶著一點譏笑看著我：「你怎麼不給山西辦點好事兒？」
「我辦的就是。」
王惠琴七歲了，剪了短頭髮，黑了，瘦了，已經有點認生了，遠遠地站著，不打招呼只是笑。一笑，露出兩只缺了的門牙。
她家還是沒有搬，工廠也沒搬。在省環保局的要求下，企業花了六千萬把環保設施裝上了，帶著我們左看右看：「來，給我們照一照。」我問：「你這設備運行過嗎？」老總的兒子嘿嘿一笑：「還沒有，還沒有。」
當地炸掉了不少小焦化廠的煙筒，炸的時候，有個在工廠打工的農民爬到了煙筒上，苦勸才下來，跟我說：「你說我幹什麼去呢？地沒了，貸款也難，房子也不能抵押。但凡能幹點買賣，我也不願意幹這個，誰不是早晨起來天天咳嗽？」
八月，我採訪時任山西省長的於幼軍。他說：「山西以往總說自己是污染最重的地方之一，我看把『之一』去掉吧，知恥而後勇，以『壯士斷臂』的決心來治汙。」
我問：「之前也一直在說治理污染，但關閉了舊的，往往可能又有一批新的開出來，為什麼？」
他說：「為什麼以前管不住？是因為責任制和問責制沒有建立起來，沒有真正落實。就算經濟總量第一的地方，考核官員時，環保不達標，就要一票否決，錢再多，官員提升無望。」
我問：「也有人懷疑，它會不會只是你任期的一個運動，過去了，可能會恢復常態？」
他沉默了一下，說：「我剛才說到的，一個是責任制，一個是問責制，只要這兩條能夠認真堅持的話，我想不會出現大面積的反彈。」
我問他：「為什麼不能在污染發生前，就讓公民參與進來去決定自己的生存環境？」
他說：「你提了一個很對的問題，一定要有一個公民運動，讓公民知道環境到底有什麼問題，自己有哪些權利，怎麼去參與，不然‧‧‧‧‧‧」他沒說下去。
一個月之後，臨汾黑磚窯事件，於幼軍被調離山西，孟學農任代理省長。一年之後，襄汾塔兒山鐵礦潰壩，二百七十七人遇難，孟學農引咎辭職。我從家鄉人嘴裡聽到一句慘傷的自嘲：「山西省長誰來幹，臨汾人民說了算。」
臨汾八年內換了五任班子，塔兒山潰壩事件中，被判刑的官員副廳級幹部四人、處級幹部十三人、處以下幹部十七人。當年送我小蝌蚪的小男孩，是國土局的一個科長，服刑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