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廠的大水泥管子就在河邊上，排著冒白沫子的黃水，我媽說這是堿水，把東西泡軟了才能做紙。小朋友一開始還拿著小杯子去管子口接著玩，聞一下齜牙咧嘴跑了，本能地不再碰。
河變難看了，但我還是跟河親。跟表姐妹吵了架，攥著裝零錢的小藥盒出走，在河灘上坐著，看著翻不起浪的黃泥水。大人都講，小孩子是從河裡漂過來的，我滿腹委屈，到河邊坐著等，河總有個上游，往那個方向望就是個念想，怎麼還不來接我？
我上中學後，姐姐們陸續失業。之後十年，山西輕工業產值占經濟總量的比例從將近百分之四十下滑到百分之六。焦化廠、鋼廠、鐵廠‧‧‧‧‧‧托煤而起，洗煤廠就建在汾河岸上。我們上課前原來還拿大蒜擦玻璃黑板，後來也頹了，擦不過來，一堂課下來臉上都是黑粒子。但我只見過托人想進廠的親戚，沒聽過有人抱怨環境—就像家家冬天都生蜂窩煤爐子，一屋子煙也嗆，但為這點暖和，忍忍也就睡著了。
我父母也說，要沒有這些廠，財政發不了工資，他們可能攢不夠讓我上大學的錢。
河裡差不多斷流了，只有一點水，味兒也挺大。兩岸還有些蒿草，鳥只有麻雀了，河邊常看到黑乎乎的火燼裡一些皮毛腳爪，是人拿汽槍打了烤著吃。但我們這些學生還是喜歡去河邊—也沒別的野地兒可去，河邊人跡少，男女生沿河岸走走，有一種曲折的情致，不說話也是一種表達。
回憶高中最後一段，好像得了色盲症，記憶裡各種顏色都褪了，雨和雪也少了，連晚霞都稀淡一縷。坐在我爸自行車後面過橋時，每次我都默數二十四根橋柱，底下已經沒什麼水可言，一塊一塊稠黑泥漿結成板狀，枯水期還粘著一層厚厚的紙漿。河灘的棗樹上長滿病菌一樣的白點子，已經不結棗了。後來樹都砍了。但我晃蕩著雙腿，還是一遍遍數著欄杆，和身邊的人一樣沒什麼反應，生活在漠然無所知覺中。
（汾河之水，一代都看不到清的時候了。新浪網）
「山西百分之六十的河都是這樣，」老頭兒說，「想先發展，再治理？太天真了。」
我問：「如果現在把污染全停下來呢？」
「挖煤把地下挖空了，植被也破壞了，雨水涵養不住。」
「你是說無論如何我都看不見汾河的水了？」
他看我一眼：「你這一代不行了。」
「這並不是最要緊的，要緊的是現在已經出現地下水污染了，」他說，「就你們家那兒。」污染物已經從土壤中一點一點地滲下去，一直到幾百米之下。
我覺得，不會吧，這才幾年。
但採訪完忽然想起一事，我媽常掰開我和我妹的嘴歎氣：「我和你爸牙都白，怎麼你倆這樣？」我倆只好面面相覷，很不好意思。
老頭兒這麼說，我才想起，搬家到小學家屬樓後，我家自來水是鹹苦的，難以下嚥，熬粥，粥也是鹹的。家家都這樣。像喝鐵釘一樣。後來查了一下，可不是，「縣城水的礦化度高，含氯化物、硫酸鹽、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