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黃春明在新加坡跟我說，如果我去台灣，不要驚動新聞界，他在機場就把我載走，離開台北，直趨中南部農村，那才是真正的台灣。他的建議深合我意。我不太喜歡熱鬧，而喜歡田野、大自然和對民情的觀察。可是，曾經被台灣情治單位稱作「李匪怡」之人，第一次到台灣訪問，就這樣在機場溜走，未免予人以神秘之感。
失敗者回憶錄119：首次踏上台灣土地
黃春明在新加坡跟我說，如果我去台灣，不要驚動新聞界，他在機場就把我載走，離開台北，直趨中南部農村，那才是真正的台灣。
他的建議深合我意。我不太喜歡熱鬧，而喜歡田野、大自然和對民情的觀察。可是，曾經被台灣情治單位稱作「李匪怡」之人，第一次到台灣訪問，就這樣在機場溜走，未免予人以神秘之感。這有違我「透明人生」的原則。所以，第一次去，就讓新聞界「轟動」一下吧。
實際上，早幾年台北當局就托人邀請我去訪問。但我不想接受官方款待，怕影響報導的獨立性。台灣在解嚴後，獨立媒體和政治團體如雨後春筍，整個社會有很大改變。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台灣本省人李登輝以副總統地位接掌權力。2月底，我接到《新新聞》周刊邀請，3月12日去台灣為他們的周年慶作公開演講。我考慮後，覺得《新新聞》的獨立性及其在一年內建立的地位，都值得我為他們獻出「第一次」。經過第一次震盪，以後再去即使在機場被黃春明載走也是平常啦。
答覆後，《新新聞》社長周天瑞幫我辦簽證，但十多天簽證都辦不下來。我因為早已決定在3月底要到洛杉磯參加那裡香港學生舉辦的九七問題研討會，又要準備下期稿件，時間不夠，已經打算放棄去台灣了。到3月10日晚上10點，周天瑞獲通知簽證已批准，但次日似乎又遇到阻力。幾經努力，周天瑞終於取得了我的正式簽證，並聯絡了台灣駐港代表的中華旅行社，在下班前一分鐘出了一封容許登機的信件，我匆忙回家收拾行李，拿此信搭乘華航晚上7點班機，步出機艙，有華航地勤人員把簽證送到我手上，於是順利入境。步出海關，已見到周天瑞、為我們雜誌寫台灣評論的王杏慶（南方朔），和我們的駐台特派記者邱近思。
用這種方式入境，是生平唯一的一次。拖延和阻力何在？相信是情治單位「李匪怡」的資料還沒有來得及更新吧。翌日，台灣報章說「李怡的入境申請，一直到他臨上機前三個小時，才獲台北批准。……李怡以往被台北當成頭痛人物，此次獲准訪問，據稱反映解嚴後的開放趨勢。」
在台北四天，除了為《新新聞》一週年演講，還接受文化界的宴請、座談，特別是傳媒日以繼夜的訪問。這是我預料中事，只是想不到如此誇張。當地傳媒甚而稱之為「李怡旋風」。但我不是只有付出，也有不少收穫。認識了許多心儀已久的文化界名人，曾經被稱作「黨外」的政治人物，同他們交談本身就有樂趣和獲得新知。從各種聚會中，從記者採訪時的提問中，從演講後聽眾提出的各項問題中，都得到不少啟發，也增加了過去沒有想到過的認知。儘管黃春明說，台北不是真正的台灣，但卻是台灣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兩次晚宴，一次是《新新聞》邀約的，來賓都是文化界名人，我與另一位同被邀請的演講者龍應台作了簡短講話後，分別站起來講話的有作家王拓、楊青矗，學者張忠棟、呂亞力、王曉波，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還有從香港來的導演胡金銓。
第二天是企業家陳宏正設宴，站起來講話的有《新新聞》的江春男、作家柏楊和陳映真、民進黨主席姚嘉文、立委康寧祥等。
他們的講話都精彩。概括來說，有幾點內容是較突出的。一是對我這次能夠入境台灣，認為顯示台灣開放趨勢中的一項突破。他們中不少人在出國時都看過《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對我們雜誌在台灣戒嚴時期的報導和評論，予以較高評價。二是其中不少人坐過政治牢、受過政治迫害，他們感謝我們雜誌當年對他們的聲援，也期望我本人為仍未釋放的政治犯作出對當局的呼籲，特別提到與我略有關涉的「人民解放陣線」案的戴華光那時仍在獄中。（他在這一年稍後就獲假釋）。三是講了許多關於政黨、勞工、環保運動等內部話題，顯示台灣的解除戒嚴，使整個社會從控制中解放出來，趨於活躍。在台灣這個歷史轉變時期，他們的興奮，和表現出來的對「吾土吾民」的關懷，使我印象深刻。
過去在編輯雜誌過程中所看到台灣白色恐怖下的景象，現在親眼目睹整個社會呼吸著自由的空氣，民主因素在不斷增長中，不免對我們雜誌曾經的努力感到欣喜。這些文化人如此熱情地歡迎我，給我送上溢美之詞，儘管我不想妄自菲薄，但真是愧不敢當。因為眼前這些人，才是一直從心裡腦裡手裡為這塊土地奮鬥的志士，而我不過是在英國殖民地的保護傘下，盡一個新聞人的本份而已。（上）
失敗者回憶錄120：第一道晨光
「從重慶十分鐘就到濟南，再五分鐘就到青島了。」「從廣州轉兩個彎就到了大理」。
上面講的都是台北的街道名稱，是黃春明一路開車一路說的笑話。台北許多街道都用中國的城市為名稱，相信這是光復後或國民政府遷台後才作的改動。
離開台灣前一個晚上，我作了公開演講後，黃春明開車，載著江春男和我，在台北轉一圈。江春男筆名司馬文武，是戒嚴時期黨外雜誌的領軍人物。黃春明說我在台北幾天都只顧應付媒體和見各路訪客，還沒有看過台北，因此一定要在臨走前轉一圈。除了上面那個笑話，他還說在台北轉一圈，像中國各地都去過了。江春男說，台北就像「小中國」，要看真正台灣，必須離開台北，到中南部鄉下去。
不過，他們說的「小中國」，倒讓我聯想起毛澤東在1920年發表一系列反對「湘人治湘」，力主「湘人自治」的文章，他那時主張「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小中國」，呼籲成立「湖南共和國」，然後各省建設「二十七個國」，再組聯邦。台灣與中國同文同種，社會的人情世故也相似，至少比香港社會更像「小中國」。中國各省若與台灣一樣漸走向真正的民主，毛澤東當年主張未必不能實現。但顯然，自毛奪得全大陸的政權後，建設小中國的主張早就被拋到九霄雲外了，各省連維護本省利益的施政都被指為「地方主義」，所謂西藏自治區、新疆自治區，都有名無實。與台灣組聯邦，兩岸都沒有意願。與九七後的香港組聯邦也被否決。中國一直以「大一統」的願景去凝聚人民的向心力。中共國的人民也經幾十年洗腦，認為「統一」乃天經地義。聯邦？算了吧！
但1988年卻是兩岸可以建立良好關係的極好時機。那一年，趙紫陽接任黨總書記，提出擴大沿海改革開放，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意思是所有沿海省份，都開放給外商投資。我初訪台灣這四天，接觸到一些高層的決策官員，也獲知台灣最新的對大陸、香港政策，就是初步設想讓台灣商人在香港或「第三地」取得法人地位，再以這法人地位去大陸投資，參與趙紫陽的國際經濟大循環計劃。而投資大陸，是台灣過去被指為「資匪」不被允許的。
這是台灣在解嚴與開放民眾往大陸探親後，由於向民主體制邁進，產生的自信而導致的政策改變。可惜在一年後，中國大陸發生六四事件，兩岸的良性互動也擱置了。
我因為來得匆忙，連日來疲倦，臨時準備的演講沒有發揮得很好。受媒體密集報導的影響，聽眾不僅坐滿幾百人的大堂，甚而站立者擠到門口。聽眾的提問，直接接觸到過去禁忌的話題，使我驚訝，也反映了聽眾對台灣、大陸、香港政治發展的關心。問題比如「台灣應否獨立？」「台灣未來對大陸政策應朝哪個方向？」「九七後香港的轉變對台灣有何影響？」「你知道台灣有人為了你坐政治牢嗎？」
台灣似乎突然之間沒有人迴避過去認為尖銳敏感的問題了。有讀友在留言中說我的初訪正是在台灣第一道晨光出現的時刻。我那時也真的有這種感覺。台灣的改變不是從1987年解嚴正式開始嗎？為什麼是1988年？黃春明善畫畫，他那天隨手以台灣地圖的形狀畫了一個「台灣面」，而面相就是台灣人第一次當總統的李登輝。那時，李登輝不僅以副總統的地位接任了1月13日去世的蔣經國，而且在國民黨中常會上，也排除了據稱來自宋美齡的壓力，選出李登輝任代理主席。在國民黨仍然一黨獨大的情勢下，就是接掌了黨政的最高權力。台灣人普遍認為這是本省人擺脫自十七世紀以來都由外來政權統治的命運，開始台灣人自主了。
有一個關於1984年蔣經國選李登輝當副總統候選人的笑話：在國民黨中常會上，推舉了蔣經國當總統候選人之後，就問蔣要選擇哪一人當副手，蔣經國正好便急，就說了一句「你等會」，然後起來如廁，他的濃重江浙口音，使在座眾委員聽作「李登輝」，於是蔣經國如廁回來問大家意見，就眾口一詞說提名李登輝也。
這笑話當然絕非事實，但說明那時候蔣經國的權傾一時，以及提名李登輝如何讓外界感意外了。
幾百年來首次由本地人執掌政權，使許多台灣人認為是第一道晨光。但那時正值香港面臨由殖民地將主權轉交給中國的前景，多數自認是中國人的香港人不感興奮反覺憂慮。歷史和無數近代的現實顯示，外來政權有時候因為自覺缺乏正當性，反而在施政上對強制手段有所抑制，到了本地人手上，有了自己人管自己人的正當性，嚐到權力滋味後，就對濫權和壓制反對派更無顧忌。以前上海、天津的租界都是中國最享有言論自由的地方，香港也是。許多非洲國家獨立後都帶來本地人的暴政。因此，有了「台灣面」恐怕還不是第一道晨光，還要有民主和言論自由的制衡，否則晨光後也難保不會有陰霾甚至狂風暴雨。（初訪台灣下）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