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18年，隨著貿易、台灣等問題的全面發酵，美中關係硬著陸的可能性大增。
美中關係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有一個過程，並非突然而至。我從2014年開始，就撰文提醒外界注意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並指美中進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此乃因為在歐巴馬後期，美中關係出現惡化狀態，這種惡化不是由某個突發事件導致的短期關係變壞，而是總體性的。其中一個突出表現，是習近平向歐巴馬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一直未獲美方回應。
美國的認知轉向
而在美國國內特別是外交政策和戰略界，則出現了一場有關中國的大辯論，完成了對中國認知的重新轉向。例如，在美國具有影響力的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米爾斯海默等鷹牌學者，已經明確將中國定位為美國未來唯一的對手，認為遏制中國將是美國使命。即使像沈大偉這樣的「知華派」學者，對中國的評價也由以前的中性向完全負面轉化，後者曾在《華爾街日報》發表「即將到來的中國崩潰」一文，雖然他稱題目為編輯所加，不反映其看法，但此類判斷也無意間透露出華盛頓的傾向。
4月12日，中國舉行史上最大規模海上閲兵。川普上台後，美國關於中國的辯論已經完成，結論是中國不可能成為美國塑造的那種國家，過去對中國奉行的接觸政策不能再繼續。
歐巴馬時期曾在國務院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今年4月在《外交事務》雜誌合刊上發表的題為《中國的懲罰》文章就典型地代表了美國學界的看法。該文說，「美國曾設想，更多地與中國進行經濟交往可以使中國經濟逐步地但是堅定地走向自由化……這一信念驅使美國在90年代給中國最惠國待遇，在2001年支持中國加入WTO，2006年與中國進行經濟對話，在歐巴馬政府期間與中國進行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但「華盛頓現在面對的是現代歷史上最有活力的巨大競爭者。正確對待這個挑戰，就要放棄美國長期以來對中國充滿希望的政策。」
其中，中共十九大又是一個催化劑。川普的前白宮首席策劃師巴農對中國尤其「不滿」，他去年年底在東京的演講指出，中共十九大是中國未來全球霸權統治的計劃，西方對此根本沒人關注，所以他的使命就是讓美國明白這點，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現在白宮對中國採取的政策，實際上就是沒有巴農的巴農路線。此次川普對中國威脅發起貿易戰，一篇媒體文章對有關美國媒體與專家、企業和商業聯盟、民調與國會對貿易戰的看法進行梳理得出結論：儘管美國人對川普的政策有不同聲音，但在不同聲音背後，卻反映了對中國「不公平」貿易模式採取行動的「共識」。
中國的誤判與擴張
對美國的這一轉向，中國國內雖然意識到了，卻沒有引起應有重視，尤其對川普產生了嚴重誤判，將其在競選期間攻擊中國的言論，以競選語言看待，認為川普當選後在中美關係上會回歸正常，對川普的「美國優先」政策沒有理解其國內背景，過於看重川普作為商人的「交易」特點，而輕視其履約及守護美國文明的決心和意志。此外，也忽視了美國國內整體民意的大轉變。
正由於有這些失誤，中國在處理對美關係時，雖然就高層而言，尚屬克制，但在具體操作部門以及民間，實行的是以強硬對強硬的「對抗」思維，在外交實踐上，表現為「親俄疏美」，這反過來，進一步強化了美國對中國的負面形像。
為什麼美中關係在歐巴馬後期特別是川普執政的這一年多時間裏，會發生質變？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崛起的速度超出西方預期，而中國的崛起，在西方看來，又是一種異質文明的發展模式，它構成了對以自由市場+民主政治+基督教文明的西方文明和發展模式的嚴峻挑戰。
中國的崛起是迄今為止迥然不同於西方文明的崛起，無論體量、人口、歷史和制度都同過去的挑戰者不同。自近代以來的霸權轉移，美英之間是在同一種文明、制度和市場的框架下進行的，所以進程比較和平。美蘇爭霸雖然制度和市場不同，但在文明上有交集的地方，蘇聯的斯拉夫文化總體上也屬於西方文化的一種，另外，這也是兩個集團的爭霸，所以它呈現的是冷戰色彩。美日較量則發生過兩次，二戰時期，兩者在制度和文明上都截然不同，市場也有差異，最後發展到兵戎相見；經過民主化改造後，在上世紀80年代，兩者在制度和市場上趨於一致，但在文明上還是很大差異，所以表現為經濟競爭。
中國同上述國家都不一樣。簡單地說，中國奉行的是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從市場基礎來說，它不是過去的計劃體制，也不是純粹的市場經濟，而是有國家干預或政府控制的市場經濟；從政治體制來說，它是由共產黨一黨統治的威權體制，目前發展到具有個人崇拜性質的習近平「一人領導」的極權階段；從文化來說，它是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和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混雜而成的文化。這套制度文明和發展模式在西方看來，正好和自己對立。
不可調和的美中矛盾
美國已故政治學家杭亭頓在上世紀90年代提出的「文明衝突論」深刻影響著美國的戰略和思想界。它的核心思想是，世界將會陷入不同文明的衝突和對抗中，以中國為代表的儒教文明和以美國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最終將會形成對抗，挑戰美國霸權，巴農就秉持了杭亭頓的這一思想，將中國與伊斯蘭相提並論，認為是基督教面對的兩大威脅。
那麼，如何來解釋之前美國曆屆政府對中國實行的接觸政策，支持中國改革開放？
在冷戰後期，美國扶持中國，最初是出於抗衡蘇聯的需要，蘇聯垮台後，美國相信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終將會被西方引導民主軌道上來。然而，正如諳熟西方的中國外交官傅瑩所言，中國取得的成功和增強的自信並沒有導向美國願望，反而使中國道路更加不可逆轉；另外，融入國際體系之後的中國，也沒有成為屈服於美國意志和利益需求的輔從，而是以更加主動的姿態參與設計和塑造國際和地區事務的方向。前述坎貝爾的文章就反映了這點。
於是，美國很失望。但在歐巴馬後期之前，中國對美國的挑戰還不突出，或者說，美國對中國的挑戰還不放在心上。這之後，美國看到，中國借著經濟成就向世界推銷中國道路和模式已經很明顯了，這就和美國的根本利益產生了尖銳衝突，若再不對此進行遏制，等中國進一步強大，就無法阻止了。
在中國看來，美國奉行「例外論」，中國也是一個「例外」國家，中國有世界最長的不曾中斷的歷史，長期是東亞秩序的主導者。隨著國力大增，蟄伏於歷史的這種自豪和優越感被激發出來，中國認為自己有足夠的智慧可以而且應當走出一條獨特的路來，為人類文明做出貢獻，故而對美國的遏制自然不滿。對很多中國人來說，要維護自己的發展權益，最終戰勝美國，就必須敢同美國硬碰硬。
故可見，文明之爭或者美中發展模式和制度之爭，才是美中最深刻最本質的結構矛盾，它決定了兩者的不可調和，遲早要爆發出來。貿易戰和台灣問題只是這一根本矛盾的外在表現。
而從現實層面來說，相對於貿易衝突，台灣問題對美中關係的「殺傷力」更大。台灣問題牽涉地緣政治，無論對美還是對中，都是核心利益。對美來說，保護台灣關乎美國作為世界頭號霸權的信譽，如果台灣在遭受中國武力入侵後不敢保護台灣或者最終失敗，這可能意味著美國霸權的轉移。台灣對中國大陸特別是中共，更是不可承受之重。失去台灣，不僅意味著中國崛起功虧一簣，也標誌著中共統治的可能終結。所以，如果台灣要回歸中國，那麼美中必有一戰，除非華盛頓甘願放棄霸權。
在美中由接觸和合作漸向遏制和對抗轉化但尚未成趨勢之際，我曾撰文要中國看清現實，放棄和俄羅斯的「準同盟關係」，放棄和美國對抗的思維，雖然中俄兩國在受到美國擠壓後「抱團取暖」共同對付美國有一定客觀性，可以理解，但如果抱著對抗思維打定主意要同美國決一雌雄，則最後受損的一定是中國。而從今年情況來看，美中對抗已然成形，從事物本身的邏輯出發，既然大勢已成，短期要改變這個「勢」很難，除非一方服軟，做出大讓步，但在雙方民粹情緒的制約以及現實利益的考量下，估計誰都不會作出大讓步。所以我對美中關係的未來比較悲觀。
注：本文不代表BBC觀點和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