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近代日本的變遷在多大程度上是某種意義的「不可避免」？明治社會的主要特徵是否在天保改革中已經得到暗示，只是等待一次適時的觸發得以顯現？更具體地說，明治體制的特徵是由反德川運動的社會基礎所決定，還是源自幕府被推翻後成型的社會形態？這就提出 了日常政治和長期社會經濟變革兩者間關係的問題。我們可以像遠山那樣，認為外交事務的政治爭端提供了使基本的社會經濟因素得以發揮作用的手段，或者我們也可以和坂田一樣，認為社會經濟變化的相關性，僅在於它幫助決定了解決外國威脅所帶來的一系列政治問題的方式方法。兩者強調點的不同顯而易見。
最後，歷史學家近來傾向於挖掘觀念背後的東西。他們是否會因為對觀念本質的相對忽視，而對某些重要的東西視而不見？或者，我們也許應該停止將對天皇的忠誠僅僅視為某種重要東西的表現？畢竟，我們所研究的那些人是非常認真看待忠誠的，如果他們不把忠誠當作信仰看待的話，他們無疑至少將其視為一種政治手腕。
＊作者威廉.比斯利William Gerald Beasley（1919～2006）為英國學者、作者、編輯、翻譯及日本學專家。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遠東史名譽退休教授。本文選自作者獲得費正清獎的著作《明治維新》（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