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著作「王政復古」和「維新」的爭論成型後不久，在日本登場。這些著作否認上述經濟史家所做的區別，強調明治和大正是同一個─且不令人滿意的─社會政治整體的組成部分。和其他觀點不同，這種觀點來自真正持不同政見者，他們拒絕接受近代以來的日本社會，並意欲改造這個社會。儘管這種觀點的源頭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紀三○年代的學者，其全面發展還是要歸功於二戰中日本的戰敗以及戰後日本知識份子對他們的國家近來所作所為的反省批判。那些他們斥之為將國家拖入毀滅的人物和制度，被確認為具有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專制主義和官僚制的性質。這些東西才是人們在研究十九世紀時必須
加以解釋的東西。這個故事甚至有其現成的批判物件：天皇、官僚、寄生地主（parasitic landlords）、壟斷資產階級，這些對象事實上在戰後突然出現的民主氣氛中成為人們憤怒譴責的對象。
這一對明治維新的激進再評價的最後結論是明治「絕對主義」（absolutism）的概念。這個概念說的是，明治「絕對主義」之所以興起，是因為在德川末期，衰退中的封建力量和蓄勢待發的資產階級力量之間出現了一種平衡。少數人利用了這種平衡，以天皇的名義建立起一個由強大常備軍保衛的專制國家。新的領導者聲稱同時代表（或超越）這兩方的利益，但一旦掌權之後，便利用其地位維持社會上業已存在的分立，以此保持自己的權力。這樣，封建領主成為官僚政府供養的對象，地主和實業家則成為其服務物件。兩方結成聯盟，以遏制、破壞民主的「自然」成長，無論那民主是資產階級的還是無產階級的。
簡而言之，明治維新被視作使這樣一種社會成為現實的過程。這一觀點將維新置於一種新的分析框架之下，以期在德川晚期日本的階級關係中確認出專制主義的起源。遠山茂樹在一九五一年出版的書中第一次出色地完成了這一分析。遠山的出發點是由幕府和一些藩國在十九世紀三○年代和四○年代進行的所謂天保改革。他認為，天保改革並不局限於財政。同時，即便天保改革是因畏懼農民起義而進行的改革，也不可把它們僅僅視作封建反動的表現。更確切地說，天保改革是下級封建官員為應對經濟變化所帶來的難題而進行的一個嘗試。這個嘗試引領他們一再尋求與鄉豪（豪農〔gōnō〕，他們事實上控制著農村）的合作。正是在這一合作中孕育了既反對封建領主，又壓制農民造反的「絕對主義者」種子。
這一聯盟在資本主義的西方咄咄逼人的入侵威脅下，獲得了進一步發展。遠山認為，西方的入侵不僅威脅日本，而且也威脅封建體制，促使上層武士和下層武士均轉向要求改革。前者─幕府和藩主─在十九世紀六○年代的所作所為就已表明他們互相之間無法進行長期的合作以確保政權；後者─下級武士和一些非武士的支持者─起初在「尊皇攘夷」的要求下尋求政治認同，但是當事實證明這是一個無效的政策後，他們轉而通過控制少數強大的藩國，特別是薩摩、長州，來推翻幕府。這一時期他們還提出「富國強兵」政策，以替代不合現實的攘外政策。
在遠山看來，一八六八年一月政變之後，新政權便採取了把統治階級的各方面因素盡可能廣泛包容進來的措施。然而，隨著政府軍事地位的強化，它的人員構成變得更加單純統一，行動變得更加不妥協。面對封建分離主義（feudal separatism）捲土重來的勢頭，面對農民起義再度興起，新政府於一八七一年斷然廢藩，這事實上構成了二次政變。它為一系列改革鋪平了道路，這些改革不但旨在增強日本抵禦西方的力量，而且旨在使明治領導集團得以從對明治前社會結構的依賴中解放出來。它們包括：土地稅改革─給予國家可靠的財政收入，並確認其地主同盟在鄉村的地位；徵兵制─為國家提供一個鎮壓騷亂的手段，而且同時讓民眾感到有機會參與國事；教育改革─使得灌輸正確的公民道德和培養科學技術能力成為可能。這些改革導致的結果，是一個由官僚寡頭掌權，且在本質上無需與其他力量分享權力也能夠推進現代化甚至是經濟增長的國家。
遠山的觀點對後來的學者，包括和他觀點有分歧的人，都有深遠的影響。他關於天保改革的某些觀點已被證明至少是過於簡單化了。關於地主的進一步研究揭示出其經濟和政治影響的性質和程度，存在著很大的區域差異。
事實證明，「尊王攘夷」和「倒幕」之間的關係，已被確立遠比遠山所論要複雜得多。儘管如此，在左派歷史學家看來，遠山研究的基本觀點完全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然而，有一些學者堅決反對遠山的觀點。隨著日本擺脫戰後的長期蕭條，進入一個更富足和自信的時期，這些人的呼聲日益高漲起來。在他們之中很有聲望的是坂田吉雄，其作品的特徵是細節精準、忠於原文，而不偏好構建理論。坂田更大程度地從反抗幕府和排外的感情角度，而非社會變革的角度，追尋明治維新的起源。他強調左右天寶年間（以及之後）改革者行為的，是一種防範預期將要來臨的外來侵略的願望。他還強調對幕府的抨擊來自那些譴責幕府沒有能力使國家強大從而實現保衛國家目標的人們。
正是出於這個理由，幕府的抨擊者尋求一種新的政治體制。坂田認為，這些人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數的話）來自下級武士並不奇怪，因為下級武士占武士階級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農村精英儘管在維新運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他們並非作為農村精英，而是作為準武士、學徒劍客和持不同政見的知識份子參與運動。社會經濟因素也不是明治政策的主要決定因素。在坂田看來，一八六八年之後成立的官僚政治國家，其實是政治妥協而非社會壓力的產物。它的產生，是因為需要避免出現一個由薩摩或長州領導的新幕府；或者，是為了避免出現必然是無效率的封建藩國集合體。這個國家在其早期發起的一系列影響深遠的社會改革，代表了一群接受過西方教育的現代化推進者對一套已廣為接受的觀念的成功運作；在這套觀念中最重要的是國家必須強大。
於是，坂田主張我們必須區分兩種不同的發展。一種發展是因畏懼西方而激起的政治運動。運動所追求的目標，既有國家統一，為此須推翻幕府；又有軍事上的強大，為此需要採納西式組織和技術。另一種發展是意義更加深遠的改革運動。運動的靈感和動力源自西方，但唯有「天皇統治」方能實現。社會和經濟變動儘管作為背景對兩場運動都很重要，但並不是決定運動成功的因素。
近年來，許多學者都在關注外來壓力的論題。這些學者和坂田不同，認為外來壓力無論在性質還是在結果上自始至終都是資本主義，即西方通過軍事和經濟手段對日本的侵略，該侵略導致日本走上資本主義國家道路。一方面，這一新視角部分是對現代世界的反映，在這個世界中，帝國主義被理解為一種經濟現象，而美國是其主要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它也來自對日本成功創立一個工業國家自身成就的認可。這樣我們就必須從維新而不是「王政復古」的觀點重新評價明治維新的起源。這兩種元素引起人們對二十世紀日本帝國主義進行批判性檢討，而很顯然，二十世紀的日本帝國主義乃是明治維新的產物。在這個檢討中，思想的禁忌越來越少，可用的史料越來越多，儘管明治維新發生的年代離我們越來越遠了。
一個非日本人的歷史學家在探討日本歷史的時候，能夠帶有較少的感情色彩。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擺脫因對現代日本的認識而譴責日本的過去，抑或為其開脫的心態。然而不得不說，他對日本學者著作的依賴，可能既給他提供了論據，也為他帶來了偏見。此外，他還會把他自己的先入之見帶入研究。一個常見的先入之見是他自然而然地會對西方的影響力和觀念擴展到世界其他地區的進程感興趣。對這一興趣的追隨，如果草率行事的話，則可能低估社會因素和日本因素的作用。而近乎與其相反的，是對比較研究和體制研究的學術偏好。在這個偏好下，研究日本的經驗是為了更好地瞭解普遍現象：「現代」社會的性質、革命的類型以及現代化自身的決定因素。協調這兩類興趣並不容易，其難度不亞於解決我們此前討論過有關明治維新解釋的大問題難度。
然而，本書必須在這樣的背景設定下展開。而且，由於本引言的目的並非提供相關文獻的回顧，而是確認我們將要處理的問題，因此，讓我們就此打住，不再進行相關文獻討論，而是對我們的研究問題做一簡要概括。首先，關於在歷史事件中內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以及兩者孰重孰輕的問題。西方列強的行為，究竟是促使日本發生了它依靠己力不可能發生的變化，抑或僅僅促進了一個業已發生的現象的進程？同樣的，西方文明究竟是給予日本一個新的發展方向，抑或不過是給日本自身正在進行的變化提供某種外在的形式？它到底是變化的源泉，抑或僅僅是明治日本輸入西方思想和制度的一份購物清單？
其次，近代日本的變遷在多大程度上是某種意義的「不可避免」？明治社會的主要特徵是否在天保改革中已經得到暗示，只是等待一次適時的觸發得以顯現？更具體地說，明治體制的特徵是由反德川運動的社會基礎所決定，還是源自幕府被推翻後成型的社會形態？這就提出 了日常政治和長期社會經濟變革兩者間關係的問題。我們可以像遠山那樣，認為外交事務的政治爭端提供了使基本的社會經濟因素得以發揮作用的手段，或者我們也可以和坂田一樣，認為社會經濟變化的相關性，僅在於它幫助決定了解決外國威脅所帶來的一系列政治問題的方式方法。兩者強調點的不同顯而易見。
最後，歷史學家近來傾向於挖掘觀念背後的東西。他們是否會因為對觀念本質的相對忽視，而對某些重要的東西視而不見？或者，我們也許應該停止將對天皇的忠誠僅僅視為某種重要東西的表現？畢竟，我們所研究的那些人是非常認真看待忠誠的，如果他們不把忠誠當作信仰看待的話，他們無疑至少將其視為一種政治手腕。
＊作者威廉.比斯利William Gerald Beasley（1919～2006）為英國學者、作者、編輯、翻譯及日本學專家。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遠東史名譽退休教授。本文選自作者獲得費正清獎的著作《明治維新》（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