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鼎鳴強調，這些都是少數。他跟我說，他在學校教書，面對最多80後與90後，多數人跟抗爭青年是不同的，「我舉個例子來證明我的立論吧。」
雷鼎鳴說，這些抗爭的學生多數都屬於「專上學生聯會」，簡稱學聯的這個組織。之前，他的同事去嶺南大學擔任校長，引起少部分學生抗議，說大學校長應該由學生遴選，學聯因此辦了一個座談，主題大意是「大學誰是老闆」，而他也受邀參與座談。
他笑說：「我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邀請我，其他的座談對象還有立法會議員之類的，他們宣傳很多，科大有很多海報，我們的學生跟教職員都收到電郵通知。我看到如此宣傳，想說應該很盛大，就花了一天的時間好好準備，總不能在一千幾百人的場子上說不出有內容的東西。」
雷鼎鳴問我：「你猜最後多少人去？十九人，早知道我就不去了。」
我毫無惡意的笑了出來；其實，我當然相信這是少數，在全世界的反抗者都是少數，保守者都是多數。我真正覺得有趣的是，終於理解什麼是他自稱的「徹頭徹尾的經濟動物。」
《雷鼎鳴與這一代香港人》
在這場如馬拉松一般的談話中，雷鼎鳴提出許多讓我印象深刻的看法，其中一句話是這樣說的：「我們這一代人靠什麼成功？讀書與企業家精神。」
會談到這個，是因為我請問他，如何改善停滯的社會階級流動，除了中國大陸應該對香港更開放之外，他認為香港的年輕人在唸書上，因為經濟條件好，沒有過去他們老一輩那樣認真，由於對中國大陸普遍負面的想法，也不願意去爭取機會，造成競爭力下降。我跟雷鼎鳴說，你是很典型的香港成功的一代，我請他分享他的成長故事。
雷鼎鳴五歲從廣州跟家人到香港，一家住在非常窄小的房屋，家中靠著借高利貸過生活，而他從中學就懂得用知識賺錢。雷鼎鳴說，他在中五(台灣的國三)開始正式幫別人補習賺錢，一個月最高可得300港幣，當時政府文員的起薪360元；後來得到獎學金出國念書，沒錢買機票跟衣服，他去當推銷員賣計算機，一台2500港幣，佣金5 %，一個月可賺1000多元。
雷鼎鳴的努力不但成就自己，也幫助家裡脫困。當時家中借高利貸生活，一個月10 %的利息，是一個惡性循環，但由於他成績優秀，可向銀行借最多5000作為出國唸書經費，一年才利息才8 %，而他又早已自己準備了出國旅費，因此向銀行借貸的5000元，家人拿了4000元去還債，最後終於脫困。
他在美國時，跟台灣拿國民黨獎學金的學生一起打工，大家都勤奮唸書；在雷鼎鳴的青春記憶裡，現在從大陸來香港唸書的學生就像當時香港留學生的翻版。他說：「他們許多人都是靠著村子的集資來香港唸書，因此有許多獎學金的提供者，都是指名要給大陸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