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鼎鳴這代人講求投資報酬率，注重量化數據，身為經濟學者的他更是箇中翹楚。農地以外，他提到郊野公園。他說，香港土地有百分之三十九是郊野公園，每一年的前往的人次是一千三百萬，香港七百萬人，平均七個月去一趟，去一趟就是幾個小時。為了平均每七個月才去幾個小時的綠地，讓房子變得那麼貴，是不是不太合算的？
「不過現在還不需要動到郊野公園，我們有很多農地，也可以填海。我也希望要有郊野公園，只是是否需要那麼大的面積而已。」
雷鼎鳴自己同樣意識到，香港已出現了世代交替所造成的差異。我們談到農地開發與自由行問題時，他同樣評論現時搞運動的年輕人。在他看來，這群人不僅是少數，更是社會上處於邊緣的年輕人。
他認為這些人是所謂的「宅男」。雷鼎鳴做了香港勞動力下降的研究，他發現以2011年的數據，25至29歲的男性人口為22.95萬人，但其中的6.8％，即1.56萬人並無參與勞動市場；他們並不屬於失業人口，而是不願意找工作，每天在家裡上網當啃老族。
他將這個研究發現講給民主黨的前主席何俊仁聽，雷鼎鳴說，對方反應是嚇了一跳，「怎麼人數這麼多？」並說：「每次遊行都是這些人在罵我們。」何俊仁的反應讓他將這些社會背景的年輕人跟政治活動行為產生了連結。
他認為，這種連結是很合理的，這些人基本上不關心社會經濟的變化，每天都待在家裡，「他們的道德標準跟我們也不一樣，他們講粗口都覺得沒關係，在網路上都是這樣的，他們的政治態度就是反對中間的，所以像是何俊仁的民主黨就會很傷腦筋。」
在雷鼎鳴的眼中，這些年輕人不是真的關心整體的經濟發展，卻又覺得自己是在做公義的事情，但若真去分析他們的行為，又不見得真的符合公義的標準。他舉例，像是有些人去街上對人罵粗口（指反蝗蟲運動），這根本無法稱得上公義；反對新界發展、東北發展的年輕人也自稱公義，但若他們的公義論點讓普通的一般人繼續去購買很貴的房子；只要這樣往下分析下去，也很難說他們完全都是公義。雷鼎鳴無奈地說，就算這樣講，他們也不會認同，因為他們多數都住家裡，沒有租屋，不用交稅，並沒有實際的去承擔現實生活。
以我的了解，雷鼎鳴的講法自然是以偏概全，帶著許多成見，但我知道和他爭論這些並不會有結果。我嘗試更進一步釐清他的看法，請教他說，你覺得反蝗蟲、反東北的人，跟幾年前反高鐵的年輕人是一樣的嗎？雷鼎鳴說，基本上差不多，反高鐵的有一些退休了，他笑著說，退休是因為他們要三十了，得面臨生活壓力。
聽完，我忽然有個感觸，就像是得到一個結論：對於雷鼎鳴這一代的多數人來說，香港當前社會抗爭的左右之分，其實都是同一件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