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強調，CEPA是一種最優惠待遇，我們能批評的，主要還是某些開放仍未足夠，港人得益尚不多，而不是開放優惠本身是壞事。我問他，難道香港對大陸開放，都是得利的嗎？
雷鼎鳴表示，開放是必然的；CEPA中，香港對內地開放約三百多項，誰得利要一項一項去看，一些行業沒有得利，大體上是因為出口不足例如律師、醫師，其中醫師的數量是連香港都十分不足。金融服務獲利最好，因為中國大陸的金融服務品質還是沒香港跟台灣好。香港可以有高人均的GDP是因為向全世界開放，其中也包括跟中國大陸的經貿地理關係，如果沒有中國大陸，香港要有這樣的成績是比較困難的。
那貧富差距惡化的原因是怎樣來的呢？雷鼎鳴聽到我這個問題，彷彿是準備大顯身手的樣子，但受限我的經濟學水準太差，他只能約略地說，所謂貧富差距惡化，通常由基尼係數跟家庭收入比較來看，但一樣的數據，在排除與增加一些變數後，並不支持回歸之後，貧富差距惡化的說法，而是維持一樣的狀態。尤其，對照統計處日前公布的「本港的住戶收入分布」主題性報告，雷鼎鳴更確認他的研究結論無誤。
但他隨即強調：「維持一樣的意思是仍然很糟糕。」
雷鼎鳴對此有過深入研究，他認為真正的問題在於，社會的流動性相較過往變得慢了，貧者無法翻身，社會階層流動停滯、或可說非常緩慢，這也是在感受上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
相較於過去港英時代，貧窮與貧富差距問題實質上同樣突出；但從前「我覺得自己可以翻身」與「我怎樣都爬不上去了」，是最主要的差異。原因何在呢？他認為最重要的，是香港的整體經濟成長出現了問題，這也是他為什麼認為不能取消自由行，以及CEPA應該要更開放的原因。
他強調，如果沒有自由行與CEPA，香港的經濟活水會更少，狀況會更差。
《世代差異下的經濟思維》
雷鼎鳴是一位關心社會發展的經濟系教授，他的文章深入淺出，並不是關在象牙塔裡的學者。我與他所談到的房屋問題、自由行、貧富差距等經濟民生議題中都有兩個關鍵，一是土地如何使用，二是怎樣面對中國大陸。
這當中，世代差異造成的經濟思維分歧顯而易見。
雷鼎鳴分析香港的土地狀況時說，「香港的總面積為1,108平方公里，私人住宅佔地只得25平方公里，公屋、居屋16平方公里，鄉郊居所35平方公里。私人住宅用地這麼少，樓價不高才奇怪。」
他認為應該要大量徵收農地，「香港要發展農業來幹嘛呢？農地總共有50平方公里啊！」；在我訪問行程表上，跟雷鼎鳴見面後，隔日我便要去元朗訪問一位年輕的農夫朋友，跟他一起下田生活，聽聽他們的生活哲學以及對香港發展的看法。聽到雷鼎鳴這樣直率的意見，當下除了有些莞爾，更直接的感受到世代的思維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