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秀威出版社蔡登山主編告訴我，該社重新出版我爺爺吳景超的兩本著作《社會觀察》與《劫後災黎》。聽聞此訊息，感觸至深，念及爺爺在上世紀40年代的認知和學識仍被當今社會所認同和尊重，身為吳景超的後人對此甚為感慨。我以為凡致學為民、為國者終將不悔。我更為感懷的是，爺爺在國家和民族經歷了大災大難之後，以學人的操守主動為國家和歷史做出了最為真實刻畫和記述，實為珍貴。爺爺所作出的這些記述，雖經世事滄桑的磨礪，至到今天，依然倔強地投射出深邃的刻痕。在我看來，知道了民族和國家真正的過去，也才能珍惜今日的安寧，也才明白未來的通途。要知道加持在貧弱脊背上的戰火犁耕，屠戮劫掠的襲擾，就意味著無數家庭的饑餓哀嚎和滅絕死亡。為此，我代表吳景超的後人們感謝秀威出版社的努力，也感謝中國社科院的呂文浩先生辛勤相助，是您們為讓歷史記憶更為深刻而決定再版我爺爺的著作。
我爺爺是在1915年考入清華，之後赴美留學，先後在明尼蘇達大學、芝加哥大學專攻社會學，並獲得學士、碩士、博士學位。1928回國，先後任南京金陵大學社會學教授兼系主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35年爺爺到國民政府行政院任職，1947年返回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任教並擔任清華大學教務長，1952年後執教於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於1968年去世，1980年被平反。爺爺在長期的教學和社會工作中，深入社會，體察民情、考察社情，是中國都市社會學最主要代表人物，也有定義說爺爺是中國都市社會學的創立者。
爺爺所學的核心在於致用，臺灣經濟發展之初，爺爺的學術思想和學術方法就通過他的夥伴在臺灣用於實踐並為臺灣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助推作用，對此，學術界和官方也是給予了高度認可和鼓勵。 （相關報導： 唐付民觀點：我是中國人！ ｜ 更多文章 ）
飽學詩書、通曉東西、立於足下，親歷征途、真察社會，是爺爺為學、為用的秘訣，這也是他能夠磨礪出自己真才實學的關鍵。雖然爺爺早已離世，而且是被附加錯誤的政治帽子而不堪於世。但是，幾十年來，不斷有學者自發地去探討吳景超的學術思想，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人們适才發覺，中國的很多經濟政策和發展策略與吳景超先生早在上個世紀的三、四十年代就提出的發展策略是不謀而合的。雖然，爺爺許多思想和主張到了現在，還有沒能落實和實現，但是，越來越多學者認為，吳景超的很多學術思想，對於當今社會發展仍然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因此，有必要進一步的挖掘。重新出版吳景超的著作，對於進一步挖掘，研究，以便讓更多的人瞭解吳景超的學術思想是非常重要的。2006年，我的姑姑吳清可和我父親吳清俊就有想重新整理出版爺爺舊作的願望，並在2007年與商務出版局合作，整理出版了爺爺專著《第四種國家的出路》這本書。我的姑姑並為這本書特地撰寫了後記〈回憶我們的父親吳景超〉。今天我真誠地把這篇紀念文章推薦給蔡主編。在我姑姑所寫的這篇後記中，專門提到《劫後災梨》這本書是我奶奶一筆一劃替爺爺抄稿並謄寫出來的。我的奶奶龔業雅，是一位非常有才華的奇女子，所以說《劫後災梨》是我的爺爺奶奶傾力合作出的一部中國遭受戰爭災難後的真實情況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