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召開一場參加者眾多的工作會議，即為後人記憶中的「七千人大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史上一個重要時間點。大躍進的重大缺失已是人盡皆知，毛澤東的聲望降至有史以來最低點，而理性官僚機構的反對聲浪高漲。周恩來明顯可以選擇取毛澤東而代之。長征前，他在黨的體系中地位就已經很高，除了曾經在南方領導祕密工作及外交工作，還有著實際和完整的軍事領導人的經歷，更有擔任總理和優秀外交部長的資歷；為什麼這樣一位受人敬重且盡忠職守的人無法成為中國的（最高）領袖？
在七千人大會前，周恩來表現在外的是一位有著一般身高和體型而個性謙和的人，散發出有學識且優雅但也具備經驗和能力的氣質。以張素華的看法，「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他有機會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把手，但他從沒這麼做。」在中國文化中，一個人的祖籍地被認為有著很重要的影響，而周恩來的祖籍是浙江紹興，雖然他並不是出生在那裡。史上紹興以盛產「師爺」聞名，也就是在政治上提供意見的人。周恩來會不會是受到地方文化的影響？他常常甘於作一位領袖身邊的參謀或是助理而非領袖。他在一九六二年的職位就是在共產黨黨主席麾下的國務院總理。
周恩來的經歷透露出他之所以未能登頂，是因為他的吝於表達而不是因為政敵對他的敵意，至少一直到他最後的那些年，他常常有機會傷害及除去他的政敵，但卻狠不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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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日本訪客曾讀過權延赤所著《走下神壇的毛澤東》，據權延赤所見，中國是被一神和一聖統治了半個世紀。他質問：而自從這位神（即毛澤東）被摘除了光環後，難道不是也到了該除去這位聖（即周恩來）外衣的時候了？周恩來確實在許多中國人心中有著聖人形象，但是他真的就只是毛澤東的副手？
在中國政治圈中流傳著周恩來永遠不會成為政治權力上的頭號人物，而他自己也堅稱他不是一個「帥才」，即便他有著豐富的軍事經歷。他既不是排在第二位的人物也不是接班人，但他安於接受排在第三名的位置，所有人都同意這個位置符合他一貫的謙遜並能反映出他被公認的行政管理能力。權延赤記得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有一場周恩來和他所參加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南下兵團」負責人於中南海會議廳的會面。那天是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譯註：即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前一天，超過一百萬的紅衛兵群聚天安門廣場。在經過漫長七個小時的會談和必須的合照後，周恩來走進他的紅旗座車，要前去人民大會堂接見一位重要外賓。在離開前，他問這些紅衛兵「領袖」們他們在組織裡的職務，權延赤回答他是「政委」。周恩來提醒他們革命是要服務人民而不是當官，毫無高高在上的姿態。這句話單獨聽起來像是隨口說出符合一般觀點的場面話，但按照周恩來的生活經歷和職業生涯，這句話有可能發自他真正的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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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期間，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時，周恩來所處的位置極不容易。為了生存，他要說和做一些非他所願的事。藉著自保後仍有的權力，他限制了一定程度的損害，護住了許多朋友和同僚。縱使他有無可懷疑的聲望和影響力，但也無力發起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抗拒。
周恩來的影響力取決於他和毛澤東的關係，最終權威還是毛澤東。儘管非常不贊成，周恩來不論是在共產黨內或是個人都依然對毛澤東忠誠，這也造成他在情感上永遠難解的衝突。周恩來試著掌握毛澤東並要將文化大革命的鬥爭限制在文化事務領域，讓這些事只發生在中央領導人之間，他失敗了。他的失敗讓這個國家陷入一團混亂。如果他公開反對毛澤東，他幾乎可以確定早就被清洗掉了。
身為一輩子忠誠的共產黨員，他把黨和他所相信的革命志業放在所有其他事務之前，包括他的個人生活。雖然他仍然保持著和家人及朋友的聯繫，即便像是在內戰和日本侵略等最困難的時間裡依然如此。他的妻子鄧穎超，也將自己奉献給中國共產黨，他們的婚姻從一開始就既是政治夥伴，也是個人關係的結合。周恩來對黨和他妻子的忠誠至死方休。這對夫婦沒有自己的小孩，卻為他們所收養的孩子建立了一個家。鄧穎超曾經流產，這對她的健康造成長期性的影響，而她在婚姻早期也曾經打掉過一個胎兒。
雖然在周恩來一生的婚姻中，偶爾都會出現暗指他是同性戀的說法，並說這就是他為什麼不能統領中國的原因。但這是一個難以解開的謎。中國共產黨在公開上是拘謹的，雖然個別人物之間的關係並不是那麼傳統。在一個對承認同性戀存在並非那麼開放的環境裡，任何指稱周恩來是同性戀的暗示都會被認為是政治上的抺黑。
大部份的流言都暗示他樂於有年輕男子的陪伴，並且對他們有所傾心，但很難有證據證明。最近有一本由一位記者蔡詠梅所寫並在香港出版的《周恩來的秘密情感世界》一書，指稱周恩來「藏著對一位世交好友和小他兩歲的同學李福景一生的愛戀」。這僅僅只是臆測，並且是作者對已出版的周恩來日記及其他一些文件遐想之作。 周恩來絕對有能力在社會各個層面都能獲得長久和親密的友誼，這是他性格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對他的政治生涯頗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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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當周恩來被送往八寶山火化時，成千上萬的群眾佇立街旁，悼念共產黨內失去了一位黨員和理性的代表。當年稍晚之後的清明節，正當眾人祭祀祖先及近期逝世的親人時，對這位前總理的哀悼和致敬大量湧現。這正是以江青為首的周恩來政敵們看上去似乎要全面接手中國共產黨之際，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周遭紛紛出現詩歌、花圈和一些頌揚的作品。數千名參與遊行者蜂擁來到天安門廣場，四月五日這些人遭到警察、軍隊和民兵的驅離。數百人被捕，許多人受傷，房舍和警車被焚。剛復出的鄧小平被指控並再度被撤職。直到毛澤東於一九七六年九月死亡及江青和四人幫終於垮台之後，鄧小平才回來繼續周恩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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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無疑是個孜孜不倦的人，但仍然是人。在工作上他絕不會放任自己鬆懈。他的下屬不論晝夜都隨時等著被召喚，或是回覆緊急訊息，或是處理他凌晨和毛澤東或其他領導人討論的問題。他的工作方式是革命戰爭所遺留下來的，那是一種已經滲入共產黨和其政府多年的軍事化文化。在周恩來部屬回憶中對這樣的事也幾乎沒什麼怨言：在戰爭年代，一位參謀被要求要在深夜發送一封電文或是繕打一份文件時，也不會對他的指揮官抱怨。周恩來的奉獻和勤奮受到一致崇敬，但他對工作人員仍一樣處處關切且待之以禮。在政治運動中，即便並不是每件事都能做到，但他仍盡一切可能讓他們不受傷害。 （相關報導： 金融熱議》一句「我們會比共產黨更長壽！」，華爾街天王兩度道歉，會讓他失去中國花花江山？ ｜ 更多文章 ）
＊作者邁克‧迪倫（Michael Dillon），杜倫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創始主任，英國皇家歷史學會和英國皇家亞洲學會的會員，曾於2009年在北京清華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周恩來：毛澤東背後的力量》（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