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召開一場參加者眾多的工作會議，即為後人記憶中的「七千人大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史上一個重要時間點。大躍進的重大缺失已是人盡皆知，毛澤東的聲望降至有史以來最低點，而理性官僚機構的反對聲浪高漲。周恩來明顯可以選擇取毛澤東而代之。長征前，他在黨的體系中地位就已經很高，除了曾經在南方領導祕密工作及外交工作，還有著實際和完整的軍事領導人的經歷，更有擔任總理和優秀外交部長的資歷；為什麼這樣一位受人敬重且盡忠職守的人無法成為中國的（最高）領袖？
在七千人大會前，周恩來表現在外的是一位有著一般身高和體型而個性謙和的人，散發出有學識且優雅但也具備經驗和能力的氣質。以張素華的看法，「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他有機會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把手，但他從沒這麼做。」在中國文化中，一個人的祖籍地被認為有著很重要的影響，而周恩來的祖籍是浙江紹興，雖然他並不是出生在那裡。史上紹興以盛產「師爺」聞名，也就是在政治上提供意見的人。周恩來會不會是受到地方文化的影響？他常常甘於作一位領袖身邊的參謀或是助理而非領袖。他在一九六二年的職位就是在共產黨黨主席麾下的國務院總理。
周恩來的經歷透露出他之所以未能登頂，是因為他的吝於表達而不是因為政敵對他的敵意，至少一直到他最後的那些年，他常常有機會傷害及除去他的政敵，但卻狠不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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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日本訪客曾讀過權延赤所著《走下神壇的毛澤東》，據權延赤所見，中國是被一神和一聖統治了半個世紀。他質問：而自從這位神（即毛澤東）被摘除了光環後，難道不是也到了該除去這位聖（即周恩來）外衣的時候了？周恩來確實在許多中國人心中有著聖人形象，但是他真的就只是毛澤東的副手？
在中國政治圈中流傳著周恩來永遠不會成為政治權力上的頭號人物，而他自己也堅稱他不是一個「帥才」，即便他有著豐富的軍事經歷。他既不是排在第二位的人物也不是接班人，但他安於接受排在第三名的位置，所有人都同意這個位置符合他一貫的謙遜並能反映出他被公認的行政管理能力。權延赤記得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有一場周恩來和他所參加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南下兵團」負責人於中南海會議廳的會面。那天是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譯註：即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前一天，超過一百萬的紅衛兵群聚天安門廣場。在經過漫長七個小時的會談和必須的合照後，周恩來走進他的紅旗座車，要前去人民大會堂接見一位重要外賓。在離開前，他問這些紅衛兵「領袖」們他們在組織裡的職務，權延赤回答他是「政委」。周恩來提醒他們革命是要服務人民而不是當官，毫無高高在上的姿態。這句話單獨聽起來像是隨口說出符合一般觀點的場面話，但按照周恩來的生活經歷和職業生涯，這句話有可能發自他真正的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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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期間，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時，周恩來所處的位置極不容易。為了生存，他要說和做一些非他所願的事。藉著自保後仍有的權力，他限制了一定程度的損害，護住了許多朋友和同僚。縱使他有無可懷疑的聲望和影響力，但也無力發起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抗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