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貧富差距擴大的擔憂似乎正在推動習近平的許多優先事項，其中包括中國政府領導的農村脫貧攻堅戰；對科技巨頭的整頓，政府指責這些巨頭存在盤剝員工等問題；積極干預房地產市場以抑制房價飆升；以及監管機構最近發起的針對校外培訓機構的行動，中國政府認為這些教培公司正拉大人們在享受教育機會方面的差距。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駐香港的首席中國經濟學家邢自強（Robin Xing）稱，中國已將政策重點轉向重新平衡經濟利益的分配，將更有利於普通勞動者。
中國人的總體收入和生活水平已進一步提高。中國農村的大多數居民現在都有電視機。互聯網普及率超過70%，高於10年前的29%。中國官方公布的吉尼係數（一項衡量收入不平等狀況的指標）從2008年的0.49略微下降到2020年的0.47，部分得益於習近平近年來開展的消除絕對貧困的行動。不過，該讀數仍高於0.4，這是聯合國設定的一個門檻，高於0.4意味著收入差距很大。
然而，相對社會流動性不斷下降，這種在任何社會都有可能浪費人類潛能、阻礙經濟增長的現象，對中國政府來說尤為成問題，因為它與中共打破階層差別的理想相悖。中國領導人擔心這可能威脅到社會和政治穩定。
不滿情緒已經在中國年輕人當中蔓延，他們對有限上升空間和漫長工作時間的反對聲浪日漸高漲。一個新詞「躺平」迅速流傳開來，這個詞用來描繪許多年輕人聽天由命、不願去努力的感覺，他們覺得即便努力了也不一定會出人頭地。
23歲的Long Lin在中國貧困大省貴州的西南部長大，是家裡第一個大學生。他表示對自己的未來不太樂觀。他目前在中國沿海城市寧波的一家品質控制公司工作，月薪1,080美元。他稱，這遠遠不夠日後買房結婚所需。
他說，父母送他上大學很不容易，但現在他感覺自己幾乎不可能爬上更高的社會階層。
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社會學家雷雅雯等研究人員在去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中發現，隨著中國人經濟期望值提高，他們對不平等越來越不容忍。
從歷史上看，快速工業化往往會帶來更高的社會流動性，至少在初期如此。新工廠工作崗位的增加為較貧窮人口創造了機會，幫助他們攀登社會階梯。20世紀70年代韓國等地就出現過這種情況。
隨著國家變得更加富裕，這種增長可能會停滯或在隨後逆轉。政策選擇能產生影響，比如領導人對教育和醫療健康的重視程度，以及如何對財富徵稅。
在美國，相對社會流動性在20世紀上半葉急劇下降，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隨著美國的城市化，並非所有地方都能從經濟增長和公共教育中平等受益。後來，隨著受教育機會的擴大，社會流動性有所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