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加上日本自發動「九一八事變」以來，早已退出了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更是不會把華盛頓體系當一回事看。所以《九國公約》會員國會議雖然1937年11月3日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召開，但日本從一開始就拒絕派代表出席參加。在這樣的情況下，自然不可能依靠《九國公約》來遏止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華盛頓體系到此刻幾乎瀕臨崩潰。
親美路線的確立
美國無法以積極的態度捍衛《九國公約》與華盛頓體系，導致蔣中正必須暫時解除與蘇聯的敵對狀態，仰賴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援助來避免中國被日本征服。然而蔣中正對蘇聯的提防沒有一天停止，更是把中國共產黨視為比日本還要具威脅的心腹大患來看待，所以他堅信日本這個次要敵人還是必須要由美國來出面收拾，否則太平洋將永無寧日。
戰後出任美國國務卿的杜勒斯（John F. Dulles），曾在1938年以同情中華民國的基督徒身份訪問中國，並詢問蔣中正為什麼要把看起來毫無希望的對日抗戰打下去。蔣中正則坦率的向杜勒斯表示，他相信中華民國一定會在這場戰爭中取得最終勝利，而他敢如此自信的原因在於他認定美國最終必將投入與日本的戰爭。後來的發展也如他所料，珍珠港事變在3年後發生，並引爆了太平洋戰爭。
按照蔣中正與羅斯福的共同構想，戰後的亞洲將由中華民國與美國兩大警察聯手管理，中華民國以陸軍還有戰術空軍維繫大陸秩序，美國則出動海軍和戰略空軍確保海上的繁榮。到了那個時候，英國的勢力將因全球反殖民風潮的崛起被迫退出東南亞，美國與中華民國唯一要防範的敵人，就是試圖透過共產主義赤化亞洲的蘇聯。
就如蔣中正所打的如意算盤，日本最後因為美國的參戰而失敗，但抗戰勝利後的國民政府卻也已經筋疲力盡。後來的歷史發展，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蔣中正與羅斯福重建華盛頓－南京體系的理想沒有成功，換來的是兩岸在1949年以後的分治，還有中國大陸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一如當年的日本般成為了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頭號敵人。
唯一不變的，是中華民國打從華盛頓會議以來建立的親美路線，歷經北洋政府、國民政府還有撤退到台灣以後的中國國民黨與民主進步黨2個執政黨，幾乎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100年都沒有太大的變化。無論今日的中華民國國民如何看待顧維鈞與蔣中正這兩號人物，他們為中華民國所設計的外交路線如「定海神針」一般，仍為包括蔡英文與朱立倫在內的台灣朝野領袖所延續。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