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華盛頓會議召開100周年，這起歷史事件對當今台灣、大陸乃至於整個東亞局勢的影響，比起同樣在今年發生的中國共產黨或者台灣文化協會誕生100周年而言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華盛頓會議的召開，不只是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引發「五四運動」的山東懸案徹底解決，而且還確立了以美國為領導核心的亞太秩序。
美國能躍升亞太領袖的關鍵原因，在於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與俄羅斯帝國通通沒有撐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原本掌握亞太秩序的英國和法國則走向衰弱。1921年11月12日到1922年2月6日的華盛頓會議，基本上就是為了確保華盛頓體系（Washington System）的建立。而就如歷史上所有的體系一樣，華盛頓體系也有其針對的一個假想敵存在。
當年的中華民國雖然國土比今天大，但還是一個四分五裂的弱國，呈現軍閥割據的狀態，並沒有資格被美國當成假想敵看待。倒是靠著甲午戰爭、日俄戰爭還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壯大的日本，逐漸成為了唯一能與美國爭奪西太平洋霸主地位的強權。就如同美國對待今天的中共一樣，華盛頓會議召開的根本目的其實還是圍堵日本。
於是比利時、英國、法國、義大利、荷蘭和葡萄牙等6個戰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老牌歐洲殖民國家為美國所拉攏，逼迫日本把山東歸還給中國。看在當年多數中國知識份子眼中，美國簡直是正義之師，不但沒有侵占中國領土，還把日本搶去的孔孟之鄉歸還給中國。不過對於《九國公約》與華盛頓會議，卻不是所有中國人都舉雙手歡迎。
孫中山先生對《九國公約》就持批判性態度，認為華盛頓會議一如巴黎和會般只是列強國家之間的「分贓」，毫無正義性可言。然而後來繼承孫中山成為國民政府領袖的蔣中正，卻轉而全面擁護華盛頓體系，甚至為了爭取《九國公約》干預日本侵略中國而發起淞滬會戰。此一態度的演變，對過去100年中美外交關係的發展，還有今日的美台關係，又帶來了哪些影響呢？
何以孫中山反對《九國公約》？
為什麼孫中山先生反對《九國公約》與華盛頓體系呢？孫中山給的理由是華盛頓會議如同巴黎和會，不過是戰勝者瓜分戰敗者的利益而已，絲毫沒有正義性可言。他認為日本本來就是在英美慫恿下，出兵山東對德國宣戰的。美國只不過是慷他人之慨，把本來就不屬於日本的土地歸還給中國，一點代價都不用負就挑撥了中國與日本的離間。
畢竟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雖然中國與日本為了爭奪山東唇槍舌戰，但是當日本向西方列強提出《種族平等議案》時，中國卻難得的給日本投下了贊成票，展現出有色人種國家團結對抗歐美列強的態勢。此舉似乎真的讓美國產生了警惕，從而與澳洲合作否決了《種族平等議案》，然後再以迫使日本簽署《九國公約》，把山東還給中國的方式來製造中日之間的裂痕。
所以在《九國會議》簽署後，孫中山先是走上《聯俄容共》的路線，向美國未來的敵人蘇聯靠攏。接著他又在1924年11月28日訪問日本時，提出「大亞洲主義」，提倡黃種人團結起來反抗英美「帝國主義」。上述的理由，或許有部分確實是孫中山反對《九國公約》的原因，但卻不是他反對《九國公約》的所有原因。
事實上孫中山在華盛頓會議召開前，曾經向美方提出讓他領導的廣州國民政府派出代表與會，而不是像1919年巴黎和會那樣，只能派人跟著北洋政府一起出席。不過美國堅守只與一個中國中央政府打交道的原則，拒絕同時有兩個中國代表團與會，孫中山只能放棄派遣伍朝樞參加華盛頓會議的想法。美國對北洋政府的承認，或許才是孫中山先生否定《九國公約》的真實原因。
從這裡我們也不難看出，最早提出「一個中國」概念的，並不是當時才成立不到5個月的中國共產黨，也不是剛改組2年的中國國民黨，而是美利堅合眾國。《九國公約》的2大目標，分別是維持中國的主權獨立以及確保中國的領土完整。這也是為什麼當「九一八事變」爆發時，美國政府以「不承認主義」來回應日本併吞東北，扶持傀儡國家滿洲國的侵略行為。
何以蔣中正擁抱《九國公約》？
然而在孫中山去世後，領導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以國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的蔣中正對《九國公約》卻一改過去反對的態度轉為擁抱。此一態度的轉變，反應在蔣中正對北洋政府的外交功臣顧維鈞的態度上。顧維鈞因為在華盛頓會議上立下大功，成為中國知識份子心中的民族英雄，先後當上外交總長、財務總長以及國務總理，等於成了北洋政府最高階的文職領袖。
所以在北伐成功之初，顧維鈞一度遭受國民政府通緝，只能夠避居加拿大。然而蔣中正還是透過顧維鈞昔日的幕後大老闆，奉系軍閥張作霖之子張學良的幫助，將顧維鈞從加拿大聘請回來，繼續為中華民國的外交出力。《九國公約》正是顧維鈞留給中華民國的資產，蔣中正把顧維鈞迎回中國的決定，象徵著國民政府走上北洋政府的外交路線，從華盛頓體系的反抗者轉化為擁護者。
原本支援國民革命軍北伐的蘇聯，則取代了英美成為國民政府「革命外交」的首要對象，接著在「九一八事變」後又增加了一個新目標日本。正如蔣中正在1933年6月20日所言：「倭寇赤俄英美三者，倭寇仇我而懼我，赤俄恨我而伺我，英美則欲我為之利用以抵倭俄，但無土地之野心。以大體論英美可為與國當以義結之，惟對仇敵則但有自強而已。」
正如中共去年上映的電影《八佰》所演，蔣中正之所以在1937年8月13日主動挑起淞滬抗戰，目標也是為了要吸引《九國公約》的簽字國，尤其是美國出面干預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不過1937年的美國，尚未完全走出經濟大蕭條的陰霾，國內輿情雖然同情中國，但是孤立主義的傾向還是占了上風，使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難以強硬姿態譴責日本。
再加上日本自發動「九一八事變」以來，早已退出了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更是不會把華盛頓體系當一回事看。所以《九國公約》會員國會議雖然1937年11月3日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召開，但日本從一開始就拒絕派代表出席參加。在這樣的情況下，自然不可能依靠《九國公約》來遏止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華盛頓體系到此刻幾乎瀕臨崩潰。
親美路線的確立
美國無法以積極的態度捍衛《九國公約》與華盛頓體系，導致蔣中正必須暫時解除與蘇聯的敵對狀態，仰賴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援助來避免中國被日本征服。然而蔣中正對蘇聯的提防沒有一天停止，更是把中國共產黨視為比日本還要具威脅的心腹大患來看待，所以他堅信日本這個次要敵人還是必須要由美國來出面收拾，否則太平洋將永無寧日。
戰後出任美國國務卿的杜勒斯（John F. Dulles），曾在1938年以同情中華民國的基督徒身份訪問中國，並詢問蔣中正為什麼要把看起來毫無希望的對日抗戰打下去。蔣中正則坦率的向杜勒斯表示，他相信中華民國一定會在這場戰爭中取得最終勝利，而他敢如此自信的原因在於他認定美國最終必將投入與日本的戰爭。後來的發展也如他所料，珍珠港事變在3年後發生，並引爆了太平洋戰爭。
按照蔣中正與羅斯福的共同構想，戰後的亞洲將由中華民國與美國兩大警察聯手管理，中華民國以陸軍還有戰術空軍維繫大陸秩序，美國則出動海軍和戰略空軍確保海上的繁榮。到了那個時候，英國的勢力將因全球反殖民風潮的崛起被迫退出東南亞，美國與中華民國唯一要防範的敵人，就是試圖透過共產主義赤化亞洲的蘇聯。
就如蔣中正所打的如意算盤，日本最後因為美國的參戰而失敗，但抗戰勝利後的國民政府卻也已經筋疲力盡。後來的歷史發展，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蔣中正與羅斯福重建華盛頓－南京體系的理想沒有成功，換來的是兩岸在1949年以後的分治，還有中國大陸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一如當年的日本般成為了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頭號敵人。
唯一不變的，是中華民國打從華盛頓會議以來建立的親美路線，歷經北洋政府、國民政府還有撤退到台灣以後的中國國民黨與民主進步黨2個執政黨，幾乎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100年都沒有太大的變化。無論今日的中華民國國民如何看待顧維鈞與蔣中正這兩號人物，他們為中華民國所設計的外交路線如「定海神針」一般，仍為包括蔡英文與朱立倫在內的台灣朝野領袖所延續。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