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認為企業家沒有國家觀念的這種迷思由來已久。每當有新的國家想打進工業國的圈子，這些「老」工業國便擔心自己可能會失去部分財富。今天歐洲人懼怕中國人的競爭，而一百年前的英國人則擔心德國人可能會危害到他們，兩者都是相同的模式。英國人對其德國競爭者的描述，如今也非常適合於中國人：「德國人即將征服工業界。那些會使最勇敢、最熱情的人都喪失勇氣的困難，擋住了他們的去路；但這些困難不但無法使他們放棄，反而使他們加倍努力……缺少資本嗎？那麼簡約的生活與節儉便能為他們提供資本……市場上已經充斥著其他國家的產品嗎？那麼他們就極盡所能把價格壓得比競爭對手更低。他們無法以相同的成本製造品質相等的產品嗎？那麼他們就製造據稱幾可亂真的仿冒品。他們沾沾自喜，絲毫不怕偽造。」
無論是當時對德國人的恐懼，或者今日對中國人的恐懼，都是沒有根據的。每當有新的製造者加入時──儘管開頭時他們比我們更便宜──世界也會變得更加富有、繁榮。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便是箇中的測試案例：一時之間社會主義陣營突然以競爭者之姿崛起，能夠以更低廉的成本生產與西方相同的產品。而德國人當然不會放過到東邊廉價購物的機會。德國自波蘭進口的貨物迅速飆升，到2012年時已達335億歐元。但這並不意味著德國經濟的末路，德國人反而因為奧得河東邊新興的財富而受惠，因為德國對波蘭的出口成長更加快速，高達422億歐元。
富裕國家主要與其他富裕國家通商，因為唯有在富裕的地方才會產生需求。這並不是什麼新知識，早在1776年亞當．斯密就已經說過了。當時英國人民擔心他們在歐陸的競爭對手會變得過度強大，對此斯密自有見解：「想透過外貿致富的國家，最能達成願望的條件便是，它的鄰國都富裕、勤奮且擅於經商。一個四方都被居無定所又貧窮的野蠻人環伺的大國，靠著耕種自己的土地並推動國內貿易，無疑也能致富，卻無法透過出口賺錢。」
透過數字，我們更能看出斯密的見解有多正確。十九世紀時，歐洲與美國之間的貿易佔全球貿易量的80％，直到今日依舊如此。儘管其他國家如中國、南韓或台灣已經大幅趕上，北美、歐洲加上日本，依然占全球整體生產量的四分之三。唯有富國互通貿易，全球化才可能出現。
過去150年來並沒有發生多少結構性的變化，但每次只要出現科技上的新變革，就有人認為這將永遠改變全球市場的遊戲規則。此時人們也抱持網路可以革新全球經濟的迷思，這些人經常以印度大城班加羅爾（Bangalore）為例，說明少數歐洲公司將它們的財務部門或軟體開發外移到當地。儘管網際網路令人讚嘆，而電報的發明之影響也同樣深遠，但這兩項科技雖加快了訊息傳輸速度，但訊息的寄送與收受者卻沒有改變，依然是富國的居民。這些網絡變得更加緊密，但它們的結構卻沒有多大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