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網際網路之外，還有第二種迷思也經常被用來宣告全球化時代的來臨：有史以來，全球金融市場首度彼此互聯。若說從此數十億美元轉眼間在全球被人追逐，一點也不為過，因為光是全球每日的外幣交易，金額就超過四兆美元。但跨境金融交易並非全新的發展，早在十九世紀，英國人每年在國外投資的金額就高達英國經濟產值的5％至7％。
可見全球化不是新現象，新的現象是全球化被新自由主義者為理由地濫用，用來壓低薪資、降低企業稅，並解除對金融市場的管制。但這些並非必然措施，而是始自1980年代的政治決策，而這些決策若不恰當，還是可以修正的。
經常有人懷疑，在全球化時代是否還能推動政策。隱藏在這種懷疑背後的，是認為企業一旦進行國際性運作，民族國家的權力就會受到剝奪，但這種觀念同樣是錯誤的。民族國家並非全球化的反面，而是伴隨著全球化共同形成的，同時也是全球化的先決條件。德國歷史便為此提供了深具啟發性的例證：德意志帝國創建於1871年，正是在那時期，德國躋身為全球性的出口國。
反過來說，只有強大的民族國家才能在全球化中佔有一席之地。那些與國際往來最密切的國家，也是國家支出比率最高的國家。無論是奧地利、德國、瑞典或荷蘭，這些出口實力雄厚的國家，同時擁有建構良好的管理與社會福利制度
因此，認為全球化必然意味著全球無政府狀態，認為跨國性康采恩與銀行能恣意而為，是一種誤解。國家政治仍擁有極強大的力量，只不過過去30年來，它過度捨棄了自己的權力。
這種對「金融市場」與康采恩的屈從不僅令人惋惜，甚至非常危險。資本主義必須接受政治控管才能繁榮興盛，可惜多數國民與政治人物都缺乏這種自我意識，反而無助地聽信新自由主義的宣傳，因為他們不了解銀行和銀行商品──金錢，是如何運作的。
＊作者烏麗克．赫爾曼（Ulrike Herrmann）為德國《日報》（taz）的財經記者，曾接受過銀行職員的職業教育，並於大學攻讀歷史與哲學。著有《哇，我們可以納稅，中產階級的自我欺騙》（Hurra, wir dürfen zahlen. Der Selbstbetrug der Mittelschicht）。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資本的世界史》（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