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辭世的史學大師余英時一生研究中國思想史，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特聘資深教授葛兆光認為，余英時其實就是嚴復、梁啟超、胡適之後的通才，以歷史研究關懷中國現狀，也不將古今、中西當成絕對的對立，同時清晰的區分了什麼是政治中國、文化中國，也區分了什麼是祖國、國家、政府。
聯經出版舉辦「余英時紀念論壇」系列線上講座，4日下午以「究天人之際，此身所立的中國」為主題，邀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前所長陳方正、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特聘資深教授葛兆光、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陳祖為與談，並由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何曉清主持。
與余英時有過數十次近距離談話的葛兆光表示，余英時去世以後，他花了很多時間重讀余英時的論著，還是非常有感觸，在一篇嚴復和古典文化的文章當中，看到余英時說嚴復、梁啟超、胡適都是屬於用學術推動現代化的通才，而不是終身從事博士之學的專家。
葛兆光：余英時其實就是嚴復、梁啟超、胡適之後的通才
葛兆光說明，余英時用的是晚清儒學家陳澧關於士大夫之學和博士之學的說法，當時自己頓時明白，余英時其實就是嚴復、梁啟超、胡適之後的通才，他以歷史研究關懷中國現狀，所以他可以不落門戶之見而有世界眼光，能夠深入傳統問題而又有國際的追求，站在世界的高度就不會把中西、古今當作絕對的對立，「所以他才能通」。
葛兆光提到，余英時對最後一本學術著作《論天人之際》十分重視，也許是因為他對通史的一種追求，「通古今之變」是司馬遷的偉大理想，也是好的歷史學家的偉大理想，余英時上到堯、下到毛，對整個歷史都有研究，所以在他看來，不能缺了討論思想起源，尤其是決定中國後來思想史走向「內向超越」這種論述的早期歷史研究，《論天人之際》是余英時整個中國歷史論述重要的「最後一塊拼圖」。
葛兆光認為，余英時研究注意整體，關注貫通的歷史研究，余英時是通史的學問，而非專家之學，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每個歷史學家都有自己關注的重心，再用重心貫穿整個歷史，余英時試圖重構知識人和思想文化為核心的中國大歷史，透過這個大歷史才能明白中國為什麼會有內向超越、道統正統、不得不以的得君行道，以及不得不以的覺民行道，為什麼會有有知識人的邊緣化，為什麼會有現代儒家的遊魂現象，才能透過通貫的大歷史，理解當下中國政治、文化和社會，知識人的命運考慮到未來知識人的方向。
葛兆光：余英時決絕不再回中國，但始終難割捨這個「故國」
葛兆光說，余英時寫的大歷史就是為了中國，他對天人之際解釋，是指「天」代表超越境界，而「人」代表的是現實世界，坦率的說，如今中國的學者不得不像魯迅說的「橫的站」，一面努力在學問上追求超越的「天」的境界，但一面不得不像「救火鸚鵡」一樣面對人的現實世界，「因為這就是他的中國」，儘管余英時決絕的表示不再回中國，但他心裡始終有中國，所謂天人之際，他很難割捨這個「故國」，
葛兆光指出，從這個角度來看，他之所以要寫縱貫古今及中國思想文化的歷史主要有3點原因，首先是他希望繼承傳統，他希望知識人承擔起道統，承擔起拯救天下、提升文化、引領親民政治的責任，這是中國士大夫階層歷來的傳統；第2點，余英時也希望知識人趨向現代、走出歷史，不再僅僅依賴內向超越、得君行道，不能自甘邊緣化，應該要有獨立精神自由思想，這才是現代知識人應有的品格。
最後，葛兆光認為，余英時也透過歷史，表達要融入世界的想法，期待知識人以民主自由平等為價值，對於專制、殘暴的傳統始終抱著最高警惕，在這一點上，余英時和其他對傳統中國政治文化抱有過高期待和過高同情的人不一樣，他同情、關懷、熱愛中國，但始終非常冷靜的看到王國和王天下的不同，既感性又客觀。 （相關報導： 機師足跡不只在桃園！新北市這區超多人收到警示簡訊：有點害怕 ｜ 更多文章 ）
葛兆光強調，余英時非常清晰的區分了什麼是政治中國、文化中國，區分了什麼是祖國、國家、政府，這三者是不一樣的，在這點上才能理解他關懷的是哪個中國，並了解他始終如一的中國觀，他是屬於世界的學者，他在知識、思想和學術的世界裡獲得自由，這是屬於天的境界，但是他又始終關心現實的中國，這是人生活的空間，天和人始終都在交互影響，可以說余英時一生都在通古今之變，也一生都在究天人之際，在歷史、現實、世界、中國之間把一切打通，所以才說余英時是一個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