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的簽名活動裏，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用更短的時間獲得了更多的簽名，九天，一百八十二萬個名字。「相信這是一個世界紀錄。」周融說。他不認為簽名的涵義僅僅是表達對警方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撐法治、治安這些香港核心價值」。
對於廣場上很多人來說，一百八十二萬的簽名數字並沒有殺傷力。他們認為簽名大有水分，正義與民意在自己一方。真正對他們心情造成影響的，可能是十月底的另外兩樁事，戴耀廷、陳健民回校復課與廣場投票的叫停。
儘管強調並非退場，也會利用課餘時間回到佔領區，兩位大學教授在佔領滿月之時的選擇仍顯得突然。而十月底的最後一個週日的僅限佔領者的投票，這個原本旨在對話之後、進一步獲取民意授權的舉措，在開始前幾個小時倉促宣布擱置，似乎暴露了佔領者內部決策上的分歧與混亂。
兩件事是有聯繫的。佔領者內部不同世代之爭是外界早已知道的秘密，代表著溫和力量的佔中三子、泛民政黨與有著更進取姿態的學生領袖、支持學界的民間團體，就有如鷹派與鴿派，在目標、策略上都有很大不同。雙方發生過激烈爭吵，在某場會議上，一向好脾氣的戴耀廷曾憤而離場，待冷靜後才折返。
佔中團體內部矛盾
後來回憶起這段紛爭時，陳健民承認，「我們基本上用半退的姿態放出一個信號，要思考這個運動是不是要轉化了」。
十一月對佔領者來說，是一連串的挫折。學聯意欲在APEC會議期間，去北京陳情，但十一月十五日，三名代表到達香港機場後，被告知他們的回鄉證已註銷了。學聯希望以北京不了解香港情況為由打開突破口，但這個反饋信號足夠清晰到讓人驚懼，北京不僅知道香港發生了什麼，還知道所有核心人物的一舉一動與證件號碼。
同一日，香港高等法院上訴庭駁回了暫緩執行旺角佔領區禁制令的申請。這意味法律程序上的最終落槌。政府本可引用公安條例直接解決問題，但金鐘一座大廈的業主和一間小巴公司通過民事訴訟程序變成了清場的推動者。
對話之後成立的由學聯、學民思潮、佔中三子、泛民政黨與民間團體組成的五方平台，也陷入了泥沼。該平台本是佔領者自己實踐民主、制衡權力的機會，但遺憾的是，集體決策未能實現，平台變成了只是各方表達立場與溝通的場所。而作為可引發新一輪輿論壓力的「議員辭職公投」，由於學生領袖拒絕與退場掛鈎，以及一些議員對公投結果的憂慮，在討論幾輪後，也不了了之。
佔領開始的時候，學聯成員常在立法會的泛民議員辦公室裏過夜，敲門就可以找到。但兩三個星期後，他們搬回旺角的辦公室，彼此見面的機會大大減少了。尋求共識是一個效率低下、困難甚至不可能的事情，在決策上，學聯越來越獨立，他們往往先行做出決策，再告知他人。
